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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但自从他接受柏格森的观点后，哲学成了他的另一条创作道路。尽管他当时还不很清楚哲学和文学间有什么联系，但他觉得有必要从事哲学。他力求在他写的书中，使某些观念彻底改观，他认为哲学是不能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的。哲学必须使用一些专门术语；他还认为哲学是他所做一切事情中起统一作用的因素。

　　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中，他的全部著作中哲学思想的一致性是其中唯一的统一性所在。

　　为了深入地研究哲学，1933年萨特在阿伦的帮助下，填写了各种表册和去德国的护照申请。他决定到德国柏林去，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

　　到了柏林，他阅读了胡塞尔的书，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不过他对胡塞尔的整体思想还不真正了解。

　　因此，他开始读胡塞尔的《观念》很吃力，为了学习现象学他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次年回到巴黎，重执教鞭，并专心写作。在此由于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直接影响写下了一篇《论自我的超越性》，这篇论文是用德文写成的，1936年发表于《哲学研究》学报上，但在那里他持的观点与胡塞尔相反。这是因为他天生喜好辩论的缘故，其结果使他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或者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思考后才能接受。如，他在意向性意识这个问题上，正是在柏林那段时间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得到这一发现的。

　　在那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希特勒已上了台，萨特亲眼目睹了柏林纳粹主义的猖獗，不过他那时还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和政治目的。他是一个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资产阶级，更反对纳粹。他的反抗目的只出于怕妨碍和伤害他的道路。对于主张革命救国的共产党是同情的，支持的。但他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和有政治目的的组织。

　　1935年7月14日下午，从巴士底狱到万森门发生了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是非常有秩序的。西蒙娜·波伏娃同萨特也一同到了巴士底狱参观了那次游行。

　　那里集中了大约有50万人左右，他们高举法国国旗，高唱着，呼喊着。听到的大多是“吊死拉罗克！”

　　“人民阵线万岁！”当时，示威者的极大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他们强烈的愤慨、恐惧和喜悦之情。但最终他们并未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之中，而只出于旁观者的立场上，因为他们不想密切地卷入政治风坛，至少那时还不是时候。

　　萨特很喜欢教书，这是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的兴趣。记得他教课的第一天，他坐在校长办公室对过的休息室里等待上他的第一堂课时，一束阳光射进窗子，这道光线透过玻璃，冷冷地给地板涂上了一道金光，他望着这束阳光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个教师了。”

　　当时萨特的心情很紧张，这是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多年以来，他一直渴望，并且外祖父和母亲也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师。如今如愿以偿能不叫他紧张而又激动吗？

　　在他教的那个班里只有17个学生，其中有5个是对他教的这门课程不感兴趣者，其他12个是真正感兴趣的，认真听讲的。

　　结果，萨特在课堂上，讲得非常出色，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且，他的学生们提问或插话从来不感到受约束，有一种完全的自由感。这就是他的一种出色的教学方式。他反对那种受约束，模式化，或照本说教，命令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使他的学生得到学习的自由。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把学习的气氛大大地提高了。

　　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学生们发展到无拘无束的程度：在休息的时间里和课外活动时他的学生们不到校园里去花费时间，而在教室里同萨特谈天说地；一些很滑稽的双关语和谜语常常从萨特的嘴里引发出来，惹得学生们捧腹大笑，笑之中便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是萨特最善于发挥的特长之一。这种教学方式很奏效。

　　本来对教师的前景担心的萨特也变得无比喜欢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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