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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敌人的残忍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境况的极限，压迫我们提出那些在和平时期可以避免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有哪个法国人在这个时期的某个时刻或其他时刻不是处身于这种境况呢？每一个对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有所了解的人，都被迫向自己提出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如果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到底吗？’“因此，自由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我们被带到了人关于自由问题所能够具有的最深刻的认识的边缘。

　　因为人的秘密不是他的‘奥狄普斯情结’或他的‘自卑感结’，而是他的自由的界限，是他忍耐拷打死亡的能力。

　　“在地下活动的战斗的人们，由于他们斗争的条件，得到了一个新的经验，他们并不是像战士那样公开地战斗，他们独自在一切环境中，他们独自被追捕和逮捕。当他们被捕时，他们是没有保护的，独自面临着拷打，拷问者们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保养得很好，并且衣冠楚楚动人。他们完全蔑视地看着这个悲惨的人，他们的沾沾自喜的良心与权力地位的结合，使得正义似乎是在他们的那一边。

　　“我们却是很孤独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只帮忙的手，然而，在这个孤独的深处，他人存在着，所有的他人，所有正在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同志。一个字，说出一个关键的字可以使十个或100个人被捕，难道这不是完全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自由在完全的孤独中的展现吗？因此，在幽灵和鲜血之中，一个共和国诞生了，这是强大的共和国。

　　每个公民都知道他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就如同他同样知道只能依赖自己；每个人在他的孤独中都知道他的任务和他的历史责任。他们每个人都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努力中自由地和不可换回地成为他自己。

　　通过在自由中选择自己，他也就在所有的事情中选择真理。每个法国人在每一刻都必须占领并证实这个共和国——没有机构，没有军队，没有警察的共和国——反对纳粹主义。没有人玩忽职守。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新共和国的边缘。这个未来的共和国——不是幽灵，而是灵光——将按照白天的样子保持这个沉默的、黑暗的国度的严正美德，难道有人能够隐匿这种希望吗？”

　　法国获解放以后，抵抗战士掌握了大权，萨特和波伏娃也都属于胜利为其展示了未来的一类人。政治成了家常便饭。人们的生活日益安稳、幸福。这种陶醉很快就被新闻报道击碎了。每天的广播、报纸唤醒人们对占领期间恐怖日子的回忆萨特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思索道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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