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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1955年9月6日，他们抵达北京。对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至于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只有几个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才知道。

　　中国政府邀请他们来访，是为了让他们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进步。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像往常一样漫步在北京、上海、沈阳的街头。对中国的城市和居民有了许多了解，懂得了什么是不发达国家以及6亿人口的贫困。昨天，中国人还忍受着长期营养不良、流行疾病以及儿童早夭的痛苦，可今天，已经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衣服，并且有得吃和住。

　　萨特和波伏娃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经验做了比较，深为历次变革的务实精神所震惊，比如说，人们没有根据平等的原则消除仆人存在的条件，而是让他们得到体面的报酬。艰苦朴素和自力更生已蔚然成风，无论是新的政界要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工人都发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

　　萨特曾经计划写一部关于中国之行的长篇论著，但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不过，在他的《现代》杂志上还出了一期专号，标题是《中国今昔》。波伏娃写了一篇题为《长征》的文章。

　　萨特和波伏娃离开中国后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星期。

　　1955年正是莫斯科全面发展的时期，卡车、推土机、起重机布满了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像在那时中国那样背着土筐子。他们曾经被一些苏联作家邀去吃午饭，午饭备有充足的下酒菜：1/4只烧羊以及许多盛在大盘子里的菜肴。俄国人把所有的16瓶酒都喝干了，脸色却丝毫未改。萨特好不容易才做到“神态清醒地谈论”批评作用，而波伏娃则早已满面通红了。

　　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写了几篇文章，还多次接受记者采访并在电台上发表讲话。

　　回到巴黎后，萨特又爱上了克洛德·朗兹曼的妹妹埃维丽娜·莱伊。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演员，在盖斯特中央剧团工作。她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巴黎上演契诃夫的《三姊妹》。在萨特的建议下，她取代了埃斯黛尔在《间隔》中扮演角色，又在阿达莫夫的《乒乓球》中饰演角色并上了电视。她在政治上也投身于极左的一方。她对萨特的爱很深。

　　1956年伊始，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试图在法国实现的左派统一。“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人抱有好感，而共产党人则忠实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

　　萨特为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动，他非常喜欢意大利的左派报纸。这些报纸的读者面广大。

　　然而这一年的世界潮流使萨特很少有机会悠然自得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和波伏娃被下面这条新闻惊得目瞪口呆：“苏联坦克驶入布达佩斯，抗暴者与俄国人发生战斗。”

　　萨特曾经做过许多努力表明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如今只好大杯大杯地喝着威士忌酒以克制心中的惶恐不安。

　　纳赛尔不久前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整个夏天法国和英国都在准备战争；人们预计英法联军随时都有可能在埃及登陆。

　　国际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安。11月8日，萨特签署了《反对苏联入侵的宣言》。《现代》杂志出版了一期关于波兰问题的专号，第二年1月又出版了一期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专号。他始终都在为编纂杂志积极地工作着。

　　在发生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悲剧事件当中，最使萨特感到痛苦并引起他最大反感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

　　他坚信阿尔及利亚终将获得独立。《现代》杂志发出呼吁：阿尔及利亚人民应该获得独立，并且认为只有民族解放阵线才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代表。萨特的支持者认为，有必要在左派当中区分谁是真正的盟友、谁是真正的敌人。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当上法国总理之后，在左派当中分离出了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新派别，他的支持者是让—雅克·塞尔旺—施莱伯和《快报》。《现代》杂志并不承认孟戴斯·费朗斯是左派的代表，关于这一点，波伏娃在《人道报》上发表过声明。她认为支持孟戴斯·费朗斯的左派是与真正的左派相对立的。

　　早在1955年，《现代》杂志就曾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指出，孟戴斯·弗朗斯的拥护者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思想正在朝右转。并认为右派思想已经过时，它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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