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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5、政治旅行

　　1949年春天，根据在黑非洲专门研究人种志的朋友米歇尔·莱利斯的建议，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去非洲，这次旅行中，他们从阿尔及尔到了霍加尔，然后去了果阿、廷巴克图、博博迪乌拉索、巴马科，最后抵达象牙海岸。象牙海岸笼罩在恐怖之中：移殖民企图废除1947年通过的取消苦役的乌弗埃法案。

　　在萨特和波伏娃看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政治旅行”。他们打算同非洲民主联盟接触，了解情况，然后在《现代》杂志上把事实公诸于世。但这次政治旅行却失败了。他们除了看到那里的非洲生活，剩下的是疲劳，至于政治方面一无所获。

　　回到巴黎后，人们陷入真正的恐慌中。原来，朝鲜战争开始了，他们认为中国将进攻福尔莫日，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来不可避免了。在那里，人们纷纷涌向杂货店，排队抢购食品，以便贮存起来，因为大家预计红军可能占领法国。但萨特认为战争如果爆发的话，几年前就已经爆发了。所以，他怂恿波伏娃启程赴美看望她的情人阿格林。但他心里却沮丧透了。当时，他同多罗莱斯争吵了无数次，最后断绝了往来。

　　1951年，《现代》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分道扬镳。莫里斯·梅洛—蓬蒂首先离开他们。他认为民主联盟起初可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却遭到了共产党人到戴高乐派的所有党派的抨击。于是弗朗西斯·让松成了《现代》杂志的主编。接着，在1952年5月，加缪跟萨特等人的关系也告破裂。

　　加缪于1951年8月出版的《反抗者》一书，使《现代》杂志编委会陷入了混乱之中。阿尔贝·加缪在这本书中采取了与萨特等人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立场。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在《费加罗文学》报看来，加缪写了一部当代最伟大的著作。《世界》报认为，二战以来，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有类似价值的书。《法兰西行动》的机关报，从这部书中发现了恢复民族主义，甚至回归上帝的思想。

　　在《现代》杂志编辑部，每逢召开编委会时，波伏娃提醒道：“别忘了咱们该分析加缪的作品了？而所有的编辑成员都说加缪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论述的东西连他自己都没弄懂。一天，萨特和波伏娃在圣·苏尔比斯广场咖啡馆时，加缪也走过来，向他们谈论他的《反抗者》，以为他们喜欢这本书。当时，萨特和波伏娃十分尴尬，不敢直言相告他们的想法，因为加缪毕竟是老朋友了，而且在过去很长时期中，他们曾非常钦佩他。

　　最后，由弗朗西斯·让松负责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对加缪的看法。文章结尾处写道：“《反抗者》首先是一部不成功的大作。”加缪被萨特等人的否定弄得心烦意乱。后来，他和萨特中断了友谊，萨特很后悔，因为在他看来，加缪曾是个“作品、行动、自身相结合的奇妙整体”。

　　从1953年开始，政治把萨特深深吸引住了，他忘我地工作，劳累过度，他从未写过这么多的文章，参加过这么多的会议。他参加了全国作协，而且担任了苏法协会副主席职务。萨特和波伏娃两人的生活已经完全起了变化，他们各自的爱情虽不曾使他们分手，但政治分歧却可能造成这一不幸。他们同甘共苦已经很久了，会不会分道扬镳呢？波伏娃担心同萨特的默契会受到损害，然而她还是希望能继续保持下去。

　　1954年10月，艾尔莎·特丽奥莱邀请萨特和波伏娃去荷兰参加东西方作家会晤，会议结束后，萨特应邀访问莫斯科。5月，博斯特告诉波伏娃，萨特住进了莫斯科医院，听到这个消息，她心里有一种不安宁的可怕的恐慌。

　　萨特回到法国后，便同米歇尔·维昂动身去意大利，他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精力不集中。于是波伏娃决定由她带萨特去阿尔萨斯、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到达斯特拉斯堡的那天，病情有所好转时，萨特便又写作起来。

　　1955年2月20日，萨特在一次有法国人和苏联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了一番简短的讲话，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6月，他的戏剧《涅克拉索夫》首次公演，受到共产党人的热情欢迎。萨特被邀请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运动代表大会。波伏娃也陪伴着他。当时，就连夏尔·戴高乐也开始接近苏联了。

　　萨特和波伏娃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准备到中国旅行几个月；此外他们还打算回国时在莫斯科逗留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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