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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报界立即作出反应，试图对他拒绝的原因作出解释：有的人说萨特很生气，因为加缪是在他之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论写作实力加缪是不能相比的，有的人说他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西蒙娜·波伏娃嫉妒了。和往常一样，对萨特的任何攻击总会涉及到波伏娃。尤其是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称萨特是“积习已久的毁谤者”，是“一贯亵渎神圣事情的人”，他到处散布最有害的思想和最恶毒的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则是通过一个公认的腐蚀者滥施给年轻人的”。

　　马塞尔的结论是：“这个被获奖者资格评定委员会捧上天的人乃是西方的掘墓人。”

　　由于萨特的拒绝，而引起很多丑闻。他不得不在10月的《费加洛》杂志上，做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对因拒绝诺贝尔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但他并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和客观的理由。

　　在个人理由方面，萨特先生指出，由于他对作家职责的观念，他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的。他同样拒绝过“荣誉勋章”，不肯进入“法兰西院”；假若列宁奖要颁给他，他也同样会拒绝。他说作家接受这类的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的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在客观理由方面，萨特先生提到，他相信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由于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地区、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他觉得，如果他接受该奖，将会受到他不愿意听到的，不恰当的解释和议论。

　　萨特在末了表示了他对瑞典学院的情谊是很有程度的。他认为这个奖的设立是文学界的一大好事。

　　在宴会上，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S·弗利堡发表了如下谈话：

　　“萨特先生认为他不能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关于这个奖，历来议论甚多，人人都认为自己有判断它的能力，或者，若是自己所不了解的，就对它做批评。

　　“但我相信它今年做的选择可获得极大的了解。

　　改善世界，是每一代人的梦想，诗人与科学家尤其如此。这也是诺贝尔的梦想。这也是衡量科学家重要性的一个尺度。而萨特的灵感之渊源与力量也是由此而来。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讨论中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

　　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致世界。他的哲学思想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可以用这种意义来做了解：人所期望达到的快乐，是由他愿不愿意站稳脚跟来决定的：各人依照自己的秉赋站稳脚跟，并接受因之而来的后果。诺贝尔的同代人拉尔夫爱默生的名言说：‘除了自己心智的里外合了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根本神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便是这种哲学更严正的注解。

　　“人类生活的品质并不仅以外界的条件为准，也以人的幸福为准。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讲求标准化，而且社会组织复杂；对个人生活意义的觉察容易消失，但无疑已经钝化；在今日，犹如在诺贝尔时，高攀理论，实属迫切之事。”

　　最终，萨特在大众的面前，在真理面前接受了这个不得不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萨特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史上。得奖评语：“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长远的影响。”

　　据说，由于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瑞典学院不得不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唯一的没有举行颁奖仪式的获奖得主。当然，这位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受之无愧的。

　　1965年7月，萨特来到苏联。当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人们重新发表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并出版了阿赫玛托娃的诗以及爱伦堡的一部分回忆录。爱伦堡曾经邀请萨特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和平代表大会，并暗示他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写了一封信，为布罗茨基说情。没过多久，布罗茨基就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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