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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这场运动粗暴地反抗了传统价值、等级制度、权威、秩序；反抗工会的衰老褪化和文化的僵化。

　　5月30日，百万人的游行队伍涌向香榭丽舍大街，口号震天：“戴高乐不是唯一的！”“密特朗，你当不上总统。”对立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示威者推倒大树，纵火烧车，砸毁商店橱窗。示威被禁止了，警方驱散了人群，不许集会。戴高乐也宣布议会解散。

　　意识形态为法国大学生的反抗开拓了宽广的领域。

　　有人认为，在这场运动中可以看到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影响，和他的社会集团融合论的概念。人们常谈到，这是对现存体制的反抗实践，是用萨特主义反对结构主义，左倾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在5月发动的意识形态言论色彩分明，微妙独到，使世人无不惊叹。暴乱虽有说服力，但也不免被曲解利用。

　　8月份，《现代》编委会撰文猛烈抨击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邀请这对可畏的斗士萨特和波伏娃赴捷实地考察局势，并且参加《苍蝇》在布拉格的首演式。并回答了大学生们的提问。

　　1969年4月27日，法国地方组织和参议院的公民投票在一片斥责和不满的声浪中举行，萨特弃权。第二天，戴高乐将军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

　　《世界报》发表了一篇署有萨特、波伏娃、科莱特·奥德利、玛格利特·杜拉、米歇·雷利斯、莫里斯·纳多签名的声明：支持候选人阿兰·克利维纳竞选共和国总统，克利维纳是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这次推选候选人是显示1968年5—6月锋芒毕露的新力量的机会，要利用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方式宣扬这股新力量。”他们的支持仅限一纸声明。

　　在罗马，萨特与波伏娃汇合。他们遇到了来意大利海滨度假的秋恩—邦迪、克拉维兹和其他右翼青年。

　　这些右派人士精神上酷似“老兵”，像老头那样，怀旧恋故，动辄发火，相互敌视。他们指责《现代》杂志固步自封。然而，萨特和波伏娃却从来没有停止对左翼的活动的支持和关心。

　　1970年，一伙无产阶级左派——毛主义分子，这个组织受到威胁后被迫解散。他们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也被查封，报社领导人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相继被捕，但事不遂愿的是：他们要求萨特帮忙。

　　萨特同情“毛主义分子”，赞同他们掀起革命暴力的愿望；合法的行动无济于事，“那就必须转入非法的行为”。萨特接受了《人民事业》报的请求，希望不遭逮捕，但《人民事业》报还继续被查封。

　　开庭审判勒·当戴克和勒·布里斯一案那天，一贯与萨特团结一致的波伏娃陪同他出庭作证。这件案子使很多知识分子情绪非常激动。从1881年，德军占领期间除外，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报社主编被捕。

　　为此，知识界开始骚动。法庭最后给这个报社放了一条生路，但不许有越轨行为。两位主编分别被判处一年和八个月的监禁，无产阶级社团同时被解散。然而，寻衅事件在拉打区又爆发了；《人民事业》报的印刷厂被警察箍桶似地围得严严实实，连只苍蝇也恐怕飞不出，如果没有工人的出面干涉，调停周旋，厂长或许早就被抓去了。此时萨特加入了“红色救援”组织，这是个专为受迫害、受压迫的人提供帮助的组织。

　　但仍然有30个出售《人民事业》报的报商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为企图重建无产阶级左派组织罪。萨特、波伏娃和人民事业之友的同志们，“为了置政府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决定亲自到盖尔街卖报。

　　这条街是只走行人的街道，他们分散在人群中，高声叫卖：“为了新闻自由，读读《人民事业》报吧！”

　　记者和摄影师闻讯赶来，簇拥着名声赫赫的叫卖小贩。

　　一些文学名人也惊喜地聚集来向过路人散发传单和报纸，这里比过节还热闹。

　　一位过分忠于职守的年轻警察叫住了萨特，从他手中夺过报纸并要把他带走，事情变得更加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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