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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他们的决定是共同做出的，“思想几乎也是共同发展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旅游方式，全由波伏娃定夺并一手操办。波伏娃说，哲学理论虽来自萨特，但也经过他们共同讨论、筛选、修选、重定，这些哲学理论也由此带上了波伏娃的印记。萨特平等对待波伏娃，就像对待另一个自己一样，他完全解放波伏娃。

　　使她摆脱在教育和社会方面束缚妇女创造性的一切。

　　斯汤达曾说：“任何由女人产生的天才都要失落于人类社会。”萨特和波伏娃共同经历着爱情的挑战，革命中的革命。她可以自愿放弃所有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所有不真实的东西，同样她可以使萨特在她的批评和整体理解中找到避风港。早在1940年，萨特致海狸的信中说：“你就像我的人格的坚实可靠的依托。

　　唯一能成功的就是我们之间都能达到完善的和谐默契的境地，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这是偶然的也是机遇：这两位天资超群的作家创造了天下无双的和谐默契关系。《致海狸的信》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他们的爱情优先于其他爱情。波伏娃在与阿丽心·斯瓦宰尔的一次谈话中也挑明了这个事实：“不论在萨特的生活中还是在我的生活中，第三者从一开始就会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关系的存在，与其他人的关系就逊于我们自己的关系。”萨特补充道：“因此，我们的关系不免也要遭到各种非议，因为我们有时不能正确地处理对他人的关系。”

　　萨特和波伏娃建立的是心智、伦理观念和情感的默契。正是通过这种默契，他才使波伏娃成为她自己的主宰，他才使她摆脱掉焦虑、令人疲惫的问题以及始终窥视着妇女的卑下情结。

　　“爱情远非一种异化的源头，它是妇女解放和自主的条件。女人自知受到她所钟爱的男人欣赏后，应当敢于独身自立，执着追求自己的欲望。”伊里沙白·巴亨特在《爱米丽爱米丽》中这样写道。

　　从来没有人指责萨特对自由的实践，却有众多的男女猛烈地抨击波伏娃，因为世人还难以承认一个女人将其生命投入爱情、研究、文学和自由这一事实。

　　根据伊丽沙白·巴亨特的观点，“爱与献身的母亲形象必须停止统治集体无意识，女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唤醒沉睡在每个女人身上的男性气质。我们时代的妇女应该抛弃过去，更勇敢地争取成为两性共存的妇女因为，积极的母性所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她们很难接受自己已成为母亲的事实她们希望既是女性的，又是男性的。”

　　这对情侣首先是一对作家、知识分子、创造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明并且体验爱的艺术。波伏娃在回答阿丽丝·斯瓦宰尔的问题时毫不掩饰：“对于我来说，与萨特的性关系在头两三年中特别重要——因为正是和他我才发现了性。而后性关系就失去了重要意义，它不是本质性的东西。”

　　在他们结下情缘后，萨特这样描述波伏娃的态度：“她认为在她的生活中最好同时与几个男人保持性关系她不希望与我的关系成为她与别人关系的障碍她不认为性生活应当恪守专一，仅由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来确定。”萨特深知而且自信地宣称：尽管有第三者介入，但他的绝对的信念不可动摇，他是最本质的因素：“我和西蒙娜·波伏娃一样认为，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尽管有其他男人插入，像纳尔逊·阿格林，但也与我本人无关，谁也不会剥夺掉我任何东西。”

　　波伏娃说：“说到底，我本人总是要挣脱束缚、离经叛道的，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总要追求我的趣味，我的冲动如果要重写我的回忆录，我会就如何坦露我的性生活作个计划。但这当然是忠实的，而且是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的。我会更乐于向妇女们阐述我是怎样过我的性生活的，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当时我没这样做是因为我还没有弄清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及重要性，也没有弄清坦露个人私生活的必要性。”

　　他们的爱情故事是文学史上最令人惊惑的。这是革命的爱情，它抛弃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打破一切陈规旧俗，破除各种禁忌，挣脱枷锁，突破障碍，冲垮民族智慧的大堤，这是一股荡涤一切的可怕的力量。

　　萨特是个伟人，但不是偶象。他的思想常发生混乱，他经常错以为某处有个约会；坐在工作桌前他常发现头脑空空，毫无灵感。他，曾一直那样特立独行，到了老年却越来越依附于他人。他失明了，再也无法阅读和写作了。波伏娃一天天地照料他，为他付出自己的力量和健康，甚至于没有时间自我调整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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