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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她十分警惕地照料他的生活，她常常因发现萨特从朋友家带回的一些酒瓶而勃然大怒，酒精对萨特是致命的东西！萨特无法继续写作，波伏娃便笔录他想说的话和他与别人的谈话。

　　为了传达萨特的思想，波伏娃做了很多精心细致的工作，她尽力利用与萨特接触的机会提些问题，以使萨特在回答时能反应出一个思想，以此来维持思想之火不熄。这是一种深情厚爱的行动，也是一种令人心碎的需要。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的融洽默契源于他们关系的透明性，这种关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毫无浮夸之嫌，既没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没有不实的谎言，这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波伏娃爱的是人不是偶象。她谈起萨特时言辞中激荡着生命的热情，词语间使人感到时代的流逝和力量的冲击。

　　1980年3月20日，在巴黎布尔塞医院，萨特患了严重的肺积水。他常常突然性地发生一阵肺痛。

　　难以忍受的可恶的病魔降临在他身上。萨特只能用微微呼吸的鼻子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死亡是我的眩晕，因为我没有生的欲望。那就是为什么它不使我如此恐怖的原因。凭借把它与荣誉相等同，我让它变成了我的归宿。我想是该死的时候了那时我会燃出火焰并烧成灰烬刀光剑影消失了，著作留下了。命运使我成了一本书；我可以用不可替代的碑文来替代我那轰轰烈烈的一生。可以用一种风格来代替我的肉体，可以用永恒来替代我的时间的微小升降。我可以在圣灵面前作为语言的沉淀物出现，可以成为人类的附属物，总之可以成为他物成为不是任何东西的他物当我工作结束之后，我的生命也自行消亡。”

　　4月15日夜晚，人们静静地注视着最后抢救的萨特。眼中含泪的波伏娃默念着即将告别的萨特的名字，“让—保罗·萨特！”“让—保罗·萨特！”渐渐地泪水模糊了人们的眼睛。萨特的身影也从他们的眼泪中模糊地消失了。他病逝时，享年75岁。

　　萨特去世后，为了纪念他，波伏娃特别把他最后几年的艰辛历程记录在《告别的仪式》中。这部书描述了萨特晚年的真实生活记录。这部书的问世曾遭到一些人的敌视。有些读者大声疾呼，指责波伏娃在亵渎神圣：不该表现天才的风烛残年。然而这却是真情，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也是势所必然的规律。

　　我们能在这些清晰的风格中看到萨特的晚年，确实得之不易。波伏娃毫无润饰地记录了萨特的生活，又如此真切感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杰出的艺术。

　　当时代和前景允许我们撰写一部战后世界思想的历史时，让—保罗·萨特的名字无疑处于中心地位。

　　作为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政论家和叛逆者，萨特对构筑当代思想的大厦所做的贡献比谁都多。他是既通过他的思想的直接力量——他具有捕捉现代经验的难以捉摸的模式的出色计划与谋略——又通过作为其他思想家的最强硬的论敌做到这一点的。关于萨特，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他提出的问题比其他任何人的回答几乎都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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