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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想到这里，他对伊藤说：

　　“你锲而不舍的精神真令我佩服。不过，若要我同你们建立关系，你们就得接受我的先决条件。”

　　伊藤就像早就预料到松下要说这番话，因此一点儿也不显得激动，不过态度十分诚恳：

　　“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吧，只要能满足的我尽量设法满足。”

　　“我的条件是：两万元以内的款项，你们要能随时借给我周转。你们能办到吗？不用说你也明白，如果没有特别优惠的条件，我们宁肯只同‘十五银行’打交道。”

　　伊藤的回答很有分寸：

　　“住友银行一向奉行的原则是：一旦信任谁，就会尽力提供帮助。

　　我相信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条件。不过，在我们向你提供贷款之前，你必须先在住友存款。”

　　松下当即表示不能先存款，而要求住友先借两万元周转金，以之作为建立关系的先决条件。

　　伊藤坦然表示，这个条件使他感到很为难。

　　松下说：“我理解你的处境。你不必马上回答我，可以回去同经理商量一下，但必须在五天之内给我一个明确答复。我想，你们是一家大银行，这两万元对于你们算不了什么。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主要是想考验一下你们是否真看得起我，是否真信任我。”

　　四天之后，伊藤果然来回话。但他依然重申，只有松下先存款在住友银行，三四个月之后住友才能按松下的要求，随时向他借贷两万以内的周转金。

　　这就是，住友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

　　松下当然也不会妥协。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

　　“你们不肯先借钱给我，显然是不信任我。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派人来对松下的资信状况作一次彻底调查。那时，若是认为我们值得信赖，就请按我提出的条件先借给我们两万元周转金。这是我的最后建议，如有必要，我可以直接同你们的经理商谈。”

　　第二天，住友的经理竹田就打电话请松下去谈。竹田说：

　　“先贷款的事，本行没有先例，因此我个人无法决定。至于资信调查之事，我也得先请示总行。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同意这样办。”

　　经过调查，住友银行对于松下的偿付能力深信不疑，便与之签订了自即日起随时可向他贷款两万元的协议。

　　其时为1927年2月，也就是在“十五银行”倒闭之前两个月。

　　金融危机开始之时，尽管有约在先，松下也没有向住友借钱。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还过得去；另一方面，想到这场危机也可能影响到住友，自己不能趁火打劫。

　　直到“十五银行”关闭，松下的金融渠道断绝之时，松下才想到使用这一权利。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先打电话去问，是否可以如约贷款。

　　住友的回答很爽快：“为什么不能呢？如有需要，请随时来办理。”

　　对方的电话机早已放下，松下却仍拿着话筒，愣在那里。他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高兴自己有先见之明，及早与住友建立了关系，使企业在危难之时不致求告无门；同时又深感羞愧。打电话之前他估计住友在此金融危机中定会以种种理由不履行诺言，不想人家却是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他想，自己的担心岂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

　　从此之后，松下与住友银行的交易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由于“十五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致命打击，松下也一改初衷，实行“一行主义”，在金融上只同住友打交道。结果为双方都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长子之死

　　自1921年长女幸子出生之后，过了好几年，妻子都没有生育，松下暗暗着急。日本人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松下也未能免俗，天天盼望有一个儿子。

　　1926年，老天保佑，他的儿子幸一总算出世了！这孩子长得十分健壮，非常讨人喜欢，在区上的婴儿健康比赛中，还得了“最优良婴儿”

　　奖，松下夫妇更是视若掌上明珠。

　　1927年元月20日，松下在从东京开往大阪的火车上刚进入甜蜜的梦乡，就有人叫他：“松下幸之助先生，你的电报。”

　　电报打到火车上，定有急事。松下当即将电报打开。

　　不看则已，一看就被惊倒了：“幸一病”。

　　这三个字看似寻常，实际上并不简单。松下明白，若儿子患的是一般的病症，家里决不会打电报来通知他。既然打电报，就说明病情严重，十分严重。

　　松下想，几天前他离开大阪时，幸一还是活蹦乱跳的，怎么会突然患了重病呢？

　　火车刚进大阪车站，松下就发现内弟井植已在站台上等候他。井植说，孩子现在医生家里。医生认为移动有危机，才没有送去住院。

　　松下无心多问，便同井植一起，从车站直奔医生家。

　　一看到孩子，松下顿时感到心都凉了，因为幸一不仅不会笑闹，连眼睛都不会动了。

　　医生说，幸一患的是脑膜炎，目前还没有特效药。他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只有静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松下的妻子急得无法，只有不停地祷告，祈求神灵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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