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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6月7日,托尔斯泰吩咐村长召集老人开会,讨论新方案。会开了,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他们的顽梗不化,使我要发火,我好不容易忍住了。”

  在跟农奴谈话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决定给当时担任国务委员会法制局局长的布卢多夫写信谈谈自己的想法。从他这封信的草稿里,我们可以看到:

  1)托尔斯泰认为土地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地主,但农奴则认为土地应属于农奴;

  2)不管是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也好,政府应当赶快解放农奴,否则会酿成大祸;他说:“如果六个月之内不解放农奴,那就会出现燎原大火。”

  3)托尔斯泰虽然认为带土地解放农奴是公正的,但他主张不带土地解放农奴,因为这样解放的速度会快些。

  6月10日,托尔斯泰召开最后一次村民大会,让农奴表态是否赞同他的提议。经过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得到的是坚决拒绝。

  托尔斯泰决定暂时把自己的方案放一放,等到秋天再说,因此把出国日期推迟了。

  不知是托尔斯泰劝说的结果,还是农奴自己决定的,反正夏末,有20个农奴表示愿意接受租金制。

  10月1日,托尔斯泰在给塞瓦斯托波尔时期的朋友科瓦列夫斯基写信时又谈到了农奴问题,他说,如果政府不明确地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我们会被宰掉的”。他指责政府千方百计地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话保密,而这个讲话却已经传遍了全国。他在信里说:“既然说了需要考虑自由问题,那么忘掉是不行的。”主张无论如何,必须赶快解放农奴。

  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科瓦列夫斯基能运用其在政界的影响促进农奴问题的解决。

  农奴对他的良好愿望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当四十多年后他写《复活》里聂赫留道夫宣布把土地交给农奴、提议农奴把土地使用建立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的基础上这一场面时,他把农奴1856年对他的答复全部写了进去。

  1856年5月30日,托尔斯泰骑马到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探望妹妹,第二天到附近的斯帕斯科耶去拜访屠格涅夫。聊得很愉快,第二天,6月1日,他又把屠格涅夫带到妹妹的庄园。路上以及在妹妹庄园里聊得都很愉快。屠格涅夫记住了一次闲聊的内容,多年以后曾讲给几个人听过。

  他1881年对克里文科说:“有一次夏天我跟他(指托尔斯泰——引者)在农村相聚,傍晚在离宅院不远的牧场散步。我们看到一匹老马,疲惫不堪,非常可怜:四条腿弯曲着,骨瘦如柴,老迈和劳累已把它彻底压垮了。它连青草也不吃,只是站在那里甩着尾巴赶糊到身上的苍蝇。我们走到这匹不幸的骟马跟前,托尔斯泰开始抚摩它,嘴里并念叨着一些话,他认为这马有感情并且能思考。我简直听得入神了。他不仅自己体会到这匹老马的不幸,而且也使我触景生情。我忍不住说:‘喂,托尔斯泰先生,您一定什么时候也曾经是一匹马。’”

  托尔斯泰5月31日在日记里写道:“想写一篇马的故事。”上面讲的可能是托尔斯泰1863年开始写的《霍尔斯托密尔》的最初想法。

  1856年整个夏天,托尔斯泰都是在农村度过的。除了管理家业以外,就是读书写作。

  他读了普希金作品,然后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后来又读了屠格涅夫刚发表的小说《浮士德》。

  外国作品,这年夏天和秋天,他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小杜丽》和《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贵人迷》和《女学者》、萨克雷的《纽克姆一家》以及欧仁·苏的一本什么小说。

  6月初,读普希金的作品激起他写文艺作品的愿望。6月4日,他整理以前开始写的一些作品的手稿。第二天,他把1853年写的《逃亡者》手稿拿出来改了一些地方。6月10日,他散步时考虑了未来写作计划,他想以周围的堕落生活为题材写一部喜剧。在他档案里保存着他这个时期写的两部喜剧开头的草稿。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他终于决定接着改写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已开始写的《青年》。6月末开始,7月、8月和9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件工作上。8月22日,第二稿结束;8月27日,开始写第三稿。托尔斯泰从早到晚忙着修改。9月12日第三稿写完了,接着是通读润色。9月24日誊清稿寄给了《读者文库》主编德鲁日宁征求意见。托尔斯泰当时很信任德鲁日宁的判断力。在信里,托尔斯泰说写成的稿子只是他拟写的小说的一半,请他“严厉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假如他认为小说不好,请指出可否修改或者干脆扔掉。同时,托尔斯泰并授权给他划掉不需要的地方——这个权利,迄今为止他没有给过任何人。

  托尔斯泰同时写信给巴纳耶夫,说他已把小说寄给“一位先生”审阅,如该先生认为可以发表,他将把这部小说交给《现代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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