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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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第五章　在彼得堡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到达彼得堡。这时候，他既是作战有功的军官，又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作家，因此，当他来到彼得堡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涅克拉索夫在给鲍特金的信中说：“列托来了一个多么亲切的人，又是多么聪明的人！　　他是一位亲切可爱、精力充沛、高尚的青年，是一只鹰也许是一只鹫。他不漂亮，但是脸上却流露着愉快的、精力旺盛的表情，同时，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他的目光充满了仁爱，我非常喜欢他。” 　　彼得堡文学界的精英经常在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家里聚会。在这里，托尔斯泰结识了诗人丘特切夫、迈科夫、波隆斯基，作家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剧作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批评家安年科夫、鲍特金。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热情支持使托尔斯泰精神振奋，他像旋风一般驰骋于彼得堡文学界。有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有时显得胆怯腼腆；有时涉及要害问题，突然变得慷慨激昂，雄辩滔滔，置公认的准则于不顾，使得文雅的彼得堡人士为之惊慌失色。然而，他们都懂得，托尔斯泰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路，不走已被人们踏平的路。　　当时，《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正在对文学和文学的发展方向进行热烈的讨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使人流出眼泪来。托尔斯泰也参加了讨论，他不同意屠格涅夫和德鲁日宁对莎士比亚及荷马的盲目崇拜，非常倔强地坚持自己对这些作家和文学的看法。他觉得，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以充当人民的导师自诩，其实，作家的任务与其说应当教育人民，不如说应当热爱和帮助人民。由于托尔斯泰的耿直和倔强，屠格涅夫称他为“野蛮人”或“暴躁的野蛮人”。　　托尔斯泰之所以暴露出这种性格，不是偶然的，说明他当时还是一个贵族老爷，身上还有根深蒂固的贵族老爷的思想意识。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贵族，是威严的军官，对待别的作家常常流露出一种高傲的、蔑视的神态。所以人们说他不像是参加到文艺界来，而像是来看守这些人，甚至可以说像准备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托尔斯泰在彼得堡文学界的晚会上，同时看到了许多口是心非、矫揉造作和对权威顶礼膜拜的现象，听到许多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不久，“聪明”的谈吐和空泛的议论使他厌倦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心情郁闷。　　不安于现状、不断探索的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彼得堡文学界所处的被动地位很不满意，他更加感到自己知识上的贫乏，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想“学习，学习，再学习”。他的身上萌发出一股连他自己也不甚了然的新的激情，他觉得自己需要获得更多的知识，获得更新的感受。他开始考虑到国外去作一次旅行，但又担心不被批准，因为他在克里木前线编写过被查禁的士兵歌曲，正受着政府的监视。　　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时说，农奴解放总有一天要实行，“与其从下而上，不如从上而下”，决定要改革农奴制度。沙皇的演说为废除农奴制定下了基调，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奴。　　托尔斯泰早就有了解放农奴的意愿，还是1855年8月在克里木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奴隶制并存”。皇帝的演说又重新使他思考这个问题。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 　　然而事实证明，解放农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6月初，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当天他就召集农民们开会，宣布解放农民的计划，向农民们提出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为了减轻农民缴纳地租的负担，托尔斯泰把地租的数目规定为相当于邻近农民向其他地主缴纳地租的！1/2，他还一再向农民们说明这种措施的好处。可是农民们对他的这些措施无动于衷，不相信他，他们甚至怀疑老爷在欺骗他们，即使采取了某些让步，也是为了更多地榨取他们的血汗，正像亘古以来老爷们总是剥削他们一样。　　这样，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计划，又就此告吹。　　这次解放农民的失败，使托尔斯泰很自然地想起40年代自己在庄园里改善农民生活状态的尝试，认识到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能调和的。于是他就采用这个题材写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这篇小说把早已构思并在高加索就已经动笔了的《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个别章节也溶合进来了。小说的主人公涅赫留朵夫大学还没有毕业，因为关心农民的疾苦，就回到自己的庄园里作解放农奴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小说的主题思想归结为：即使地主有各种善良的愿望，但是在农奴制度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想改善农民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去农民的木屋看到他们的贫困状况时，为自己过去对农民乐善好施的行动感到失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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