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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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1860年7月，托尔斯泰带着妹妹玛莎出国考察。一方面考察西欧各国的教育情况，另一方面也趁此机会去看望在国外疗养的哥哥尼古拉。这次出国一共9个月，访问了法、德、英和意大利四国。　　他们在法国吉耶尔小城与哥哥见了面，哥哥已经病危。他死得很慢、很痛苦。为了不让弟妹们伤心，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更增添了托尔斯泰的痛苦。　　哥哥的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痕，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列文形象表现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在法国，工人教育的情况使托尔斯泰很感兴趣。　　他参观了马赛工人学校，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现这里的城市工人更通文理，能基本正确地书写，具有历史和地理概念，此外也懂得适用于本职工作的数学公式。他们聪明，爱自由，有礼貌。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良好的文明教育的呢？托尔斯泰对此疑惑不解。　　后来，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书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想到了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学校。”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这种教育方法，反对单纯依靠学校用强迫手段培养人才的作法。他认为大学里“从来不能培养出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只能产生腐败的社会所需要的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 　　托尔斯泰在德国参观了许多学校，认为莱比锡、魏玛等城市的教育方法专横陈旧。他在那里见到了棍棒教育，扭曲了孩子们的心灵，使孩子们变成备受折磨的小奴隶。他在日记中写道：“真可怕！为国王祈祷，殴打，死记硬背，一个个战战兢兢，畸型发展。” 　　托尔斯泰在耶那只停留了1天，但是他参观了许多学校：城效的农业学校，教师进修讲习班。特别使他满意的是卡吉耶·斯多伊教授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教育学生，而是联系生活实际，注意启发诱导。托尔斯泰说：“这是一所德国学校中最有趣的、几乎唯一有生活气息的学校。”这所学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40年后他仍然记得那教室里挂着的一句格言：“道路并不是真理，道路的开辟过程才是真理。”这就是说不仅要懂得走什么样的道路，而且要用实际行动去开辟道路。托尔斯泰重视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反对空谈，因此很欣赏这句格言。　　托尔斯泰在伦敦遇见了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赫尔岑，两人一见如故。赫尔岑由于进行革命活动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流亡国外。他在国外出版了为书刊检查机关所禁止的革命刊物《钟声》，并且印刷了许多革命传单偷偷运回国内宣传革命。托尔斯泰通过赫尔岑的著作了解了其人，并和他建立了书人联系。赫尔岑也是通过作品和书信才了解托尔斯泰的。　　托尔斯泰不同意赫尔岑用暴力推翻沙皇统治的政治纲领，但对赫尔岑那种同情穷人，要使穷人得到自由解放的愿望，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发生了好感。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我认识了您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认为您总是与众不同，走向极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您是这样一个好人。” 　　托尔斯泰在伦敦经常与赫尔岑作长时间的交谈——无所不谈，而且津津有味”。俄国人民的命运和农民解放问题使他们焦虑不安。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赫尔岑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头脑聪敏而又饶有风趣，他跟我立刻象老相识似的谈了起来，他的个性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在任何人身上也没再看到这种罕见的思想深度和高度的结合。” 　　赫尔岑向托尔斯泰介绍了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波兰解放运动的领袖列列韦尔。蒲鲁东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他否认任何权力、国家和阶级斗争，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托尔斯泰和蒲鲁东会面时，谈到俄国、国民教育、战争和农民解放等问题。当蒲鲁东从言谈中得知托尔斯泰正致力于教育事业时，十分钦佩。他说：“假说这是真的，未来将属于你们，属于俄国人。” 　　列列韦尔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得到了一张列列韦尔的肖像，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托尔斯泰在巴黎时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的消息，他对这次改革抱着怀疑态度。他认为，农奴制改革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落后的状况。　　他对皇帝上谕中的口气很不喜欢，好象是给老百姓巨大的恩赐似的。“上谕的实质，甚至有大学问的农奴主除了字面上的许诺也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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