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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途经德国返回祖国。5月初，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纳，满腔热情地着手于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

　　托尔斯泰不满意西欧的教育，想兴办适合俄国国情的教育。他在《进步与教育的定义》论文中认为：“老百姓的数目比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多，应当设想大部分真理是在老百姓一边有文化的人没有老百姓就无法存在。”提倡教育应该为人民，尤其是为农民服务。

　　托尔斯泰兴办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人民中间推行识字教育，而且主要是向群众传播他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知识。他想，教师只有亲自倾听群众的呼声，考虑孩子们的兴趣，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学校才能顺利实现所面临的任务。

　　托尔斯泰从莫斯科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大学生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任教。

　　接着，他创办了教育研究刊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他和教师们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国民学校的教学法和教育学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出发，随时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应他们需要的教学方法。而不能只是从教师的主观愿望出发，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

　　他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积极诱导，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用“自由教育”的原则，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由的人”。

　　托尔斯泰认为农村教育应当适合农民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培养学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里，教育与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丈量土地，饲养牲畜和家禽，掌握基本的农艺知识和农业经营常识。回到家里，则跟父母一起参加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托尔斯泰还把一俄亩土地分给学生，学生们又把它分成许多小块，每人耕作一块，种上蔬菜，收获归他们自己所有。

　　托尔斯泰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

　　托尔斯泰的学校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孩子们到学校里来，像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没有体罚制度。教师们一心一意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主要是他们生活中有用的各种知识。

　　农民们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学校的声誉遍及了图拉省，而且还传到了莫斯拉、彼得堡，甚至国外。

　　托尔斯泰创办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学校，声望日益增长，招致了政府的不满。1863年夏天，托尔斯泰由于劳累过度，带着两个学生到萨马拉草原作马乳酒治疗。宪兵于夜间突然闯进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奴制改革的时候，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尖锐，政府任命托尔斯泰作当地的“仲裁人”，调解他们的纠纷。托尔斯泰在处理纠纷时，总是同情和支持农民，引起了地主的憎恨和政府的怀疑。其次是托尔斯泰在国外旅行时同赫尔岑有过接触。加上托尔斯泰聘请了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索科洛夫当教师，更加引起政府的怀疑。

　　于是图拉省宪兵司令部派密探希波夫监视托尔斯泰和他的学校。希波夫报告说他的庄园里藏有印刷机和禁书。宪兵司令杜尔诺夫上校便带着宪兵闯进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宪兵们用了2天的时间仔细搜查印刷机和禁书，屋子里全翻遍了，桌子、柜橱、箱子、皮包、盒子都被打开，连马棚里也用铁棍捣掘，池塘里也用鱼网打捞，学校也受到搜查。结果除在一位教师那里找到一本赫尔岑作品摘录手抄本外，其它什么禁书也没有搜到。

　　事实上庄园里禁书确实是有的，托尔斯泰写字台上的公文包里就有好几本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钟声》、《北斗星》杂志。幸好宪兵进来时，女仆杜尼娅什卡把这只提包藏到树林的排水沟中，才没有被发现。托尔斯泰得知家中被搜查，非常气愤。他在给彼得堡的亚·托尔斯塔娅（作家远房姑母，任皇后侍从女官）的信中说：“卑鄙的上校翻阅了我的全部信件和日记因为当时我不在场，否则我会杀死他！”托尔斯泰还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惩办那些进行非法搜查而使他蒙受耻辱的犯罪者，但是没有结果。

　　宪兵的搜查事件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说：“学校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从开办起，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就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大众服务的阶段。”

　　作家的这些话首先是指自己的办学活动。但这次宪兵的搜查破坏了他的声誉，使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学校教育工作也就这样意想不到地、突然中断了。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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