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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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以满腔的激情撰写揭露性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一生不是在城里度过的，当我1881年移居到莫斯科时，城市的贫困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农村的贫困，而城市对我还是新鲜的、陌生的。在莫斯科，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会遇到乞丐，同农村不同的特别乞丐。”如果说作家过去对城市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只是感到不满，那么现在则是深恶痛绝了。　　托尔斯泰在生活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既不可以调解又无法解脱，终于使他看穿了西方“文明”、“理性”的虚伪，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转向“宁静”的东方哲学中寻求真理，在“全人类的远古时代制定的指导定则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　　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阅读老子的著作，写过大量评注和介绍老子思想的文章，还准备将老子的《道德经》从法、德文译成俄文，最后由于精力不及和语义上的障碍未能完成。但从七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对老子的兴趣有增无减，专注地学习和研究老子著作，持续到暮年。托尔斯泰还研究过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他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 　　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老子强调内省式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主张，不仅可以使个人纷乱惶恐的心情平息下来，保持高远纯净的境界和原始真朴的气质，而且也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的灵丹妙药。　　正如列宁在《列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指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微不足道，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 　　尽管托尔斯泰对东方民族的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圣贤们的伟大真理不能使他摆脱对人民痛苦和贫困的各种思虑，不能使那些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给以圆满的解答。　　在撰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同时，托尔斯泰继续写作民间故事，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常常到农民家里去，了解农民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1884年底，他的朋友弗·契尔特科夫按照他的意见在莫斯科成立了“媒介出版社”。出版社的宗旨是出版和普及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　　托尔斯泰努力接近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工作中去。而他和家庭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家里人对他所做的一切不理解，不支持，他感到孤独。他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企图离开家庭，但当他想到妻子已怀孕在身时，又从路上转了回来。　　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素食者——拒绝肉食，戒了烟，尽力使生活更加俭朴。他说，生活中的幸福就在于“满足最低的温饱，并为他人做好事”。　　一种念头总在他的脑际萦绕回旋：“难道不能永远放弃当老爷的庄园吗？难道不能搬到农舍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像农民一样吃饭，像农民一样干活，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养活自己？”他充满向往地回答道：“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 　　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鞋匠的作坊里学做鞋的手艺。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他那肮脏的昏暗的角落里，心情多么开朗，情操多么高尚。”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经常打水劈柴，和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割草耕地，休息时和农民一起吃土豆。农民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帮助多子女的寡妇阿尼西娅割草、运草，腿被马车严重撞伤，卧床3个月不起也不后悔。1884年夏天，村里发生火灾，托尔斯泰立即提起水桶，跟农民一起奋不顾身地灭火。由于火势太猛，烧毁了20多家农民的房子。事后他又出钱为最贫穷的农民购买建房材料，带领子女为最困难的农户重建房屋帮工。　　1886年，第比利斯的几个女中学毕业生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告诉她们怎样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托尔斯泰在《新时代》上发表一封《致第比利斯小姐们》的复信中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做的事情外，也就是尽量减轻那些由别人来维持我们生活的劳动，要降低自己的要求，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为别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已经具备知识的人来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知识传授出去，要把知识归还给培育了我们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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