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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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他在1889年12月17的日记中还写道：　　“不应该为自己一个人去生活。这是毁灭。只有在你为别人而生活或培养自己能够做到为别人而生活的时候，那才是生活。” 　　当他得知有几个农民因砍伐他庄园里的树木而被判处监禁时，他感到十分痛心，他不能入睡，也无法工作下去。他就这件事同妻子进行一次十分吃力的谈话。事后，他想向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承认私有制，放弃自己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家庭成员也按照他的办法处理财产。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为人民探索幸福，他确信，幸福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地面上的，而不是象教堂执事们所教诲的那样，存在于天堂。他殷切地希望消除贫困、穷苦、饥饿、牢狱、刑罚、战争、残杀和民族间的歧视。他对各族人民都抱着同样的尊重态度，人与人平等对他来说是不容置疑的。　　1891年和1892年，俄国中部几省发生特大饥荒，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饥荒情况后，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就带着女儿玛莎一起到梁赞省别基切夫卡村开设了赈灾救济点。他赈灾的活动范围很广，工作很多，为救济点购买粮食，给穷人分配干草和烧柴等等。他的妻子也极力帮助他，收集捐赠物资，购买食物发往救济点。儿子谢尔盖也在图拉省契尔诺县从事救灾工作。许多大学生和进步人士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也纷纷参加了赈灾活动，一时出现了救灾热潮。　　赈灾工作完全吸引住了托尔斯泰。他在写给姑母亚·托尔斯塔娅的信中说，在别基切夫卡度过的一个月，“将是最幸福的时刻。” 　　托尔斯泰看到灾情严重，非常着急，就上书沙皇政府，请求政府迅速周济。但政府不予理睬，反而极力掩盖灾情，不许报刊提“灾荒”二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俄国没有灾荒，只有某些地方歉收。” 　　托尔斯泰对此很不满意，秉笔直书《论饥荒》一文揭露他们的罪行：“人民的饥饿是由我们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造成的。人民生活条件太差，苛捐杂税，土地荒芜不堪。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从事一切可怕的劳动，而劳动的果实却全被城市或乡村中的富人吞食了，这样劳动人民怎能不饥饿。” 　　政府禁止各报刊登载这篇文章，后来它在国外发表，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内务大臣认为这是一篇煽动性的革命号召书。反动的《莫斯科通报》立即引用文章中的部分词句加以指责：“托尔斯泰的文章公开宣传要推翻现在世界上一切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宣传一种最偏激最放肆的社会主义，连俄国的秘密宣传在它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那些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则要求政府把托尔斯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送进疯人院去。　　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尔斯泰，派秘密警察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监视他的行动。一个反动报纸《新时代》的编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另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强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一点办法也没有，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专制制度。” 　　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专制暴力，也反对革命暴力，但他晚年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政府的专制暴力，指向官方教会。为了取代现存的教会和虚伪的基督教学说，他提出“真正的基督教学说”。　　虽然大多数人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但是，作家真诚和激烈地反抗统治者的勇气鼓舞了他们，使他们更加仇恨那现存制度。　　教堂的执事们早就打算征得沙皇政府的同意，强行封住托尔斯泰的嘴巴，甚至制订出把他流放到索洛维茨修道院去的计划。然而，由于作家的的声望太高，他们不敢留然采取行动。当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问世后，反动分子、黑暗势力的愤怒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给托尔斯泰加上“异教徒”、“叛教分子”等罪名，于1901年2月把他开除了教籍。　　一帮反动分子等待着托尔斯泰公开承认自己的迷误，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作家在给至圣宗教院的复信中又一次指出了教会的可耻。1910年9月7日，他在逝世前不久，在给印度甘地的信中指出：“暴力的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不少基督徒既承认“暴力的运用”，又承认“爱的法则”，这是虚伪的，与真正的基督教义相矛盾的，可是如果有人揭露这种矛盾却要受到政府的迫害。“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和我们俄罗斯政府，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露这种矛盾的人比对国内其他的敌人处罚得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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