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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8年以后，聂赫留道夫以地方法院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几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没想到第一个案子的被告竟是8年前被他诱奸后抛弃了的玛斯洛娃。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震动了他的灵魂，他意识到自己正是酿成玛斯洛娃悲剧的第一个罪人，开始，他只是希望审判尽快结束，以便摆脱这种负罪感的压迫，他害怕被玛斯洛娃认出来，弄得当众出丑。可是，当他目睹了法庭审判的全过程，看到无罪的玛斯洛娃被冷酷而又不负责任的法官们草草判处了4年苦役，特别是看到玛斯洛娃堕落后染上的种种恶习以后，他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

　　回到家里，聂赫留道夫进行了“灵魂的扫除”，他感到不仅自己诱奸玛斯洛娃的行径是下流可耻的，就是自己的贵公子生活也是可耻的。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产生了要摆脱生活中的那种虚伪和卑劣行为的强烈愿望，不做侮辱和欺凌他人的参与者，决定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了向玛斯洛娃赎罪，他为她的案子奔走上诉，并提出同她结婚。

　　上诉失败以后，他放弃了贵族特权，把土地分给了农民，随同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

　　聂赫留道夫的变化是以日益脱离上流贵族社会的观点及它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正义感的产生使得他能够看到他从前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同时，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加强了他的批判态度，使他越来越不赞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在为玛斯洛娃的案子上下奔走和一起去流放地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社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耳闻目睹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国家机关的腐败残忍，大小官吏的巧取豪夺，广大人民的贫困潦倒，以及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合理。

　　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聂赫留道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意识到自己对玛斯洛娃犯了罪进而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对人民犯了罪，从看到自己生活的丑恶进而看清了整个贵族了阶级的腐败，从而由一个堕落的贵族转变成为一个忏悔者、一个贵族阶级罪恶的揭发者。他认识到，沙皇俄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用来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各级官吏无非是一些凶残的刽子手和只知道从国库捞钱的蠹虫，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和各司局都在进行着“吃人”的勾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地主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官办教会打着基督的旗号所做的一切，恰好是对基督的莫大讽刺。

　　聂赫留道夫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消灭这些可怕的罪恶，但始终没有结果。小说的结尾，玛斯洛娃被他的真诚赎罪所感动，又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妨碍他的生活，拒绝了同他结婚，这时候，他忽然从《福音书》中领悟到了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就是“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人与人之间要“相怜相爱”，“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这样，“不但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实践本应使聂赫留道夫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作家却把他变成了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的传声筒。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造了一系列贵族探索者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反映了作家一生中不同的探索过程。《复活》中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笔下一系列贵族探索者形象的最后一个，是他一生探索的艺术总结，深刻地反映了他由贵族立场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后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宗教、司法、土地等制度作出一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形象宣场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尔斯泰主义的错误思想。

　　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特别擅长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灵深处的复杂变化，通过他那严谨的笔触、精细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读者面前。在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托尔斯泰以前的作家有的热衷于刻画人物性格，有的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有的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有的作家则精于剖析各种激情，在托尔斯泰的心理艺术中可以找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描写，但他却纯熟地融合了前人的经验，表现出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特色。

　　早在作家刚刚迈入文学界的时候，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就是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刻揭示，对心灵中“善”与“恶”的冲突的揭示，由此来完善艺术形象，推动人物的思想发展，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他在《艺术论》中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纵观他的创作无一不体现着这一原则，晚年的代表作《复活》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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