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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后来,泰戈尔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纺车的道路》一文,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是不能倚仗手工劳动来解决的。甘地也在自己办的周刊《青年印度》上著文《诗人和纺车》作为答复。泰戈尔在随后写给甘地的私人信函中这样申明两人的友谊:虽然你为着自认为是真理的见解而猛烈地打击了我,但是我们建立在互相敬爱的感情基础上的个人关系将经受得住这一严峻考验。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尽管甘地和泰戈尔两人在性格气质、思想见解上有种种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那深厚的相互信任、尊重的亲切感却始终将这两位品格高尚的人紧密地联系着。

  同年年底,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主持召开了印度哲学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印度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哲学意蕴的演讲。

  1926年初,泰戈尔又去勒克瑙参加印度全国的音乐会议。之后,他接受达卡大学的邀请,在那儿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还参观游览了东孟加拉邦的几个城镇,然后回到了桑地尼克坦。

  尽管有许多繁忙公务在身,泰戈尔的文学写作却并未止歇。他是一个天生的才思泉涌的人。除了将以前的两篇小说改为剧本之外,在这一时期,他的重要收获是创作了歌舞剧《舞女的膜拜》。

  这部剧作是在一个佛教故事的基础上构思的:国王信奉佛教,他的大儿子不信仰佛教,一心盼望早日得到王位,于是国王弃位出走,国王的小儿子也追随父亲,做了僧人。在印度,宫殿中舞女的地位十分低微。

  舞女师利摩蒂景仰佛陀,决心去膜拜佛陀的圣坛,新王以死威逼她,不许她信佛,师利摩蒂不屈而死。而新王的母后虽本来信奉佛,后来因为觉得是佛教抢走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于是转而开始反对佛教。

  剧情发生在春天里佛陀的诞生日。舞女师利摩蒂承担了向祭台膜拜的使命。公主觉得让地位卑贱的舞女担当这一神圣的使命太出格了,为了让师利摩蒂出丑,便决定让她改膜拜为跳舞,以亵渎祭台。深夜,舞女起舞,卸下自己豪华的衣饰,并虔诚地诵读膜拜的经文,她的奉献与无畏令公主感动得向她下跪,并乞求宽恕。

  舞女师利摩蒂以虔敬证实了自己心灵的崇高圣洁,也表明人为划分贵贱地位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亦是该剧的人道主义精神之所在。除此而外,剧中还真实细腻地展现了老王后的心理矛盾——真心地信仰佛陀与因丈夫和儿子主张佛教的非暴力而出走,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之间的冲突。

  泰戈尔坚信,印度教一旦与佛教相融合,将获得新生。在剧中,他呼唤具有高尚品格的佛陀和佛教主张的怜悯、非暴力精神: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聩而疯狂,
  冲突是惨酷而苦痛无边的,
  它的道路弯曲,它的贪心的束缚是纠缠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财富的爱的莲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烦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鸩毒,
  因着不知终止的饥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在他们额上
  点上鲜红的仇恨的记号。
  ……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这正是泰戈尔作为诗人,对这个世界正义、和平与宽容的呼唤。

  《舞女的膜拜》在角色的安排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剧中人全为女性。在印度社会中,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抑或是印度教教徒,都信奉着一个传统的偏见,即女人不能登台演出。泰戈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分证明了他可贵的勇气。剧本完成后的第二年,准备在加尔各答演出,当时泰戈尔从国际大学的女学生和名门闺秀中挑选演员,并亲自帮助她们彩排,这一切莫不是对当时世俗偏见的尖锐挑战。

  1926年5月,泰戈尔接受了来自意大利的邀请,启程来到了那不勒斯。当时,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的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正被鼓吹为伟大的人物,泰戈尔也产生了错觉。抵达那不勒斯时,泰戈尔受到了热情欢迎,官员代表墨索里尼致了欢迎辞。后来在罗马,泰戈尔受到了由罗马总督主持的市长欢迎大会的款待并发表了题为《艺术的意义》的公开演讲,会见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国王也接见了泰戈尔。泰戈尔还在热心朋友们的秘密协助下,见到了被法西斯分子软禁的哲学家伯奈代托·卡罗契。

  泰戈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墨索里尼的邀请和报界的宣传都是企图借他这位世界诗人的名义,扩大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当诗人离开意大利,抵达瑞士之后,才从罗曼·罗兰的来信中惊悉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事实。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将他的讲演内容作了极大的歪曲,以便为法西斯思想寻找有力的托辞。

  满心疑惑的泰戈尔为着了解事实的真相,又在欧洲继续旅行。在瑞士的苏黎世,沙尔多利夫人将耳闻目睹的法西斯暴行告诉了他;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莫迪格利尼亚先生讲述了意大利众议院中一名因反对法西斯的议员横遭杀害的凄惨真相。骇人听闻的事实使得泰戈尔震惊了。他随即写信给《曼彻斯特卫报》,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之所以访问意大利的原委和行程,并且以愤怒的措辞严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意大利报界又群起倒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泰戈尔。

  接着诗人又在欧洲作了五个月的旅行。在英国、丹麦等国短暂停留之后,泰戈尔来到了德国,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总统接见了他,泰戈尔还与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建立了友好的情谊。在布拉格,他观看了以捷克语演出的自己的剧作——《邮局》,然后从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途中因为旅途劳顿造成身体的不适,于是在巴拉顿湖畔作了一段时间的疗养。随后他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雅典。最后,泰戈尔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为了迎接他,埃及的议会中止了议事日程,埃及国王还特地赠送给国际大学一套阿拉伯文的书籍。1926年4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令人欢愉激动的旅行也给他带来了身心的疲倦,回到宁静安谧的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创作的舞剧《波多拉交季节的舞台》于1927年2月在桑地尼克坦演出。这一年的3月,泰戈尔踏上了西印度的土地,而且在此期间主持了印度文学会议。随后的酷暑时节,他抵临阿萨姆邦美丽凉爽的山城西隆。在那儿,他开始构思、写作长篇小说《三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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