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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842年12月初，屠格涅夫回到彼得堡。此时，想当哲学教授这一宿愿已化为泡影，他开始加倍努力地进行创作活动。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1843年确实是他开始文学生涯的标志，这一年他完成了长诗《帕拉莎》。

　　在这部诗作之前，屠格涅夫已经从事各种体裁的创作近10年，他曾写过评论、剧作、短篇小说和短篇叙事诗。由于屠格涅夫对自己要求严格，毁弃了这些习作中的许多作品，对于一些发表过的诗作，后来被作者认为很不成熟太平庸而不同意把它们收入选集中去。

　　1843年初，屠格涅夫写了长篇叙事诗《帕拉莎》，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人通过对外省地主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表现了这些人的空虚和卑鄙是怎样扼杀青年时期的美好感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女主人公帕拉莎本来具有丰富的精神禀赋，她的意中人竟是个平庸之辈，于是婚后的一切都变得那样市侩。屠格涅夫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体“诙谐故事”的传统，随意而谈，顺便插入讽刺，但是在诙谐抒情的轻松中却隐藏着严肃而深刻的问题。作者把莱蒙托夫的诗句“我们的恨，我们的爱，都是偶然的”作为这部长诗的卷首题词。

　　虽然打开俄国文学史新篇章的并不是屠格涅夫的叙事诗，而是40年代末的《猎人笔记》，但写诗对年轻的屠格涅夫来说是锻炼写作技巧的好机会，可以锤炼语言，学习音律，使语句形象生动、鲜明简炼。

　　长诗的出版和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对它的好评，是年轻的屠格涅夫命运中的两项重大事件，为他40年的漫长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长诗出版成小册子后，屠格涅夫给别林斯基送去一本。他没有自报姓名，只是让仆人转交。他去斯巴斯科耶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祖国纪事》五月号刊登了别林斯基评论他的长诗的文章。批评家对此诗备加赞誉：“长诗显示了非凡的诗才，准确的观察力，揭示了俄国生活秘密的深刻思想，优美、微妙、隐藏着丰富感情的讽刺——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除了创作才能之外，他的胸中怀着时代的一切悲痛和疑问，他是我们的时代之子。”别林斯基的赞誉之词使屠格涅夫感到难为情，以致当别人祝贺他的成功时，他竟拒绝承认长诗是他的作品（他是以“屠·卢”的署名发表长诗的）。

　　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的，这是屠格涅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别林斯基同屠格涅夫见过最初几次面后，就对他赞誉备至：“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跟他谈话、争论，使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他是个有自己的见地，有独特看法的人。在他的意见和你的看法相冲突时，那真是针锋相对，会迸出火星他了解俄罗斯。从他的所有见解里都看得出，他是个有骨气的、实事求是的人。”别林斯基喜欢屠格涅夫丰富的想象、敏锐的思想，也喜欢他那善良温和的性格。

　　别林斯基很重视屠格涅夫，还在于屠格涅夫是个非常熟悉最新哲学思潮的人。当时，别林斯基思想上最关切的问题是哲学，他正在探索一种能为改变现有俄国农奴制度指出途径和手段的正确的革命理论。而在和他交往的文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和他就哲学思想理论问题进行辩论，而且他那激烈的性格、旺盛的精力，需要的是交流思想，争论问题，同势均力敌的战士进行交锋。因此，屠格涅夫的出现，使他感到很高兴。他觉得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别林斯基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

　　1843年4月，当屠格涅夫前往斯巴斯科耶小住时，别林斯基写信给他说：“再见吧，最亲爱的伊凡·谢尔盖耶维奇！上一次没能跟您谈一谈，我感到非常遗憾。您的谈话总使我觉得心情舒畅。当我有一段时间无法跟您交谈时，我更感到它的可贵。”后来，别林斯基又多次跟朋友们谈道：“我非常敬爱彼得堡的朋友们，不过他们之中谁都没给我什么影响。我最感宝贵的是屠格涅夫的聪明才智。”“离开屠格涅夫我就孤苦伶仃，凄然泪下了。”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的友谊持续了将近5年，直到1848年别林斯基去世时才结束。这段深深的友谊对于屠格涅夫的文学生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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