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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在接近别林斯基之前，屠格涅夫的文学活动多少带有偶然和客串的性质，是别林斯基使他改变了对写作活动的看法。屠格涅夫曾认为领取稿酬有损尊严，情愿把应得的稿费送给杂志的编辑。别林斯基为这事而责问他：“您竟认为因您的脑力劳动而付给您钱，是一种耻辱？我真为您感到羞愧和痛心！”从此，屠格涅夫对作家的劳动再也没表示过这种奇怪的看法。

　　在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屠格涅夫也开始撰写评论文章，成为《祖国纪事》以及后来于1847年改版的《现代人》的积极撰稿人之一。在和别林斯基交好作为标志的40年代，屠格涅夫成了一个文学家，而且是杂志撰稿人，以前他只不过是个诗人。

　　别林斯基不仅看到屠格涅夫具有卓越的创作天赋和非凡的聪明才智，他还很重视屠格涅夫对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心理状况与生活习惯的细致入微的了解。他们共同的对被奴役祖国的爱，对农奴制的憎恶，对俄罗斯人民美好未来的信念，也使他们相互接近。

　　屠格涅夫对社会的关切，他的政治、哲学以及美学观点在别林斯基影响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别林斯基的开导下，屠格涅夫明白了文学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别林斯基是领导俄国果戈理派现实主义作家运动的伟大批评家，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认为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强大武器，主张为生活而艺术，捍卫合乎时代现实需要的社会艺术。他主张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主张创作具有深刻的内容、为人民喜闻乐见、充满生气的诗歌。在别林斯基影响下，屠格涅夫在自己的创作中确定了现实主义方向。因此，屠格涅夫从写作诗歌转向写作散文，写作《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精神世界的探索紧迫鲜明。屠格涅夫性格柔弱，喜好自我分析，忧伤郁闷，爱观察，这一切同他那颗勇于探求、有强烈爱憎的热情奔放的心，发生了冲突。当时在俄国，没有人能比别林斯基更为深刻地向屠格涅夫揭示事物的真理，使他的认识走上正轨。他们一起长时间地思索、讨论那个时代的优秀人物所深感焦虑的一些重大问题。

　　1844年，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在彼得堡郊外的别墅里度夏，两人住得很近。屠格涅夫每天都去看望病中的别林斯基。天气晴朗，两人常常在松树林中漫步畅谈。每当屠格涅夫感到疲劳，显露出青年人的浮躁脾气，想去游玩、休息或吃饭时，别林斯基就苦笑着责备他说：“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我们还没解决，您就想吃饭了吗？！”

　　后来，屠格涅夫说过，对他影响特别大的主要还不是别林斯基的文章，而是和他的交谈。这种影响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屠格涅夫各个时期的创作活动中。

　　别林斯基关注着屠格涅夫创作才能的发展，他在世时屠格涅夫发表的全部作品：长诗《帕拉莎》、《谈话》、《地主》、《安德烈》，剧本《疏忽》、《囊空如洗》，最初的几篇散文《安德烈·柯洛索夫》、《三幅肖像》、《好决斗的人》、《猎人笔记》中最早的几个短篇，在他的评论中几乎都提到过分析过。别林斯基把诗人屠格涅夫看作是可能继承莱蒙托夫诗才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把他也称作“时代之子”，是说他们俩的作品都反映出了时代的性质，胸中郁积着所有的悲伤和疑问。

　　继《帕拉莎》之后，屠格涅夫开始探索长诗新的主题与风格。他的第二部长诗《谈话》是莱蒙托夫式的主题，反对周围现实的鄙俗，通过父与子的尖锐问题，考虑了青年一代的前途。但此诗采用的完全是赤裸裸的政论写法。另一部长诗《地主》则是果戈理式的讽刺，揭露庄园主的俄国和农奴制度的守旧与野蛮。

　　但这两首诗都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热情肯定。

　　屠格涅夫和当时的青年诗人涅克拉索夫都赞同别林斯基关于现代文学的基本观点，他们作为《祖国纪事》杂志的盟友，争取建立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学派。

　　屠格涅夫撰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嘲笑自己曾经崇拜过的偶像如别涅基克托夫、库科尔尼古等一些“浪漫主义”中坚人物的作品，针对他们的修辞诗学，提出了现实主义手法和文学的人民性原则。

　　这时，屠格涅夫的文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已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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