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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1855年11月末,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的战场回到彼得堡,住在屠格涅夫家里。屠格涅夫很欣赏托尔斯泰,在朋友面前夸他是个讨人喜欢、最具独创精神的出色的人。屠格涅夫就像慈父一样爱着托尔斯泰。

  两人在一起,参加文学晚会,去象棋俱乐部吃饭、看戏,或参加业余爱好者音乐会。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引进了彼得堡的文学界和新闻界,介绍他认识了很多作家,并帮助他熟悉当时俄罗斯文坛上的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

  屠格涅夫把他个人生活中所爱戴和敬仰的一切都介绍给托尔斯泰。在他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别林斯基的论文,而以前他是完全不把它们放在眼里的。屠格涅夫把斯坦凯维奇的书信集寄给了托尔斯泰,年轻的托尔斯泰对斯坦凯维奇发生了浓厚兴趣,对其评价很高。又是在屠格涅夫的帮助下,托尔斯泰对赫尔岑的创作和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因此可见,同屠格涅夫的友谊是年轻的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但是,两人年龄的差异、天性的迥然不同和观点的对立影响了两人建立赤诚相见的关系。托尔斯泰生性执拗、坦率直爽,提问题毫不折衷,一句话就能伤透别人的心。而屠格涅夫态度温和谦逊,跟多数人都能和睦相处,但同托尔斯泰争论起来,也常常大发雷霆,气喘吁吁,声音变得又尖又细。

  在政治思想上,屠格涅夫是站在贵族自由主义立场上。托尔斯泰回避政治,他反对革命民主思想,也厌恶自由主义的温和与胆怯,讨厌自由主义者那些华而不实的词藻。因此两人之间就发生了误会和争吵,有时是短暂轻微的,有时则经久难消。

  但是,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争吵和冲突,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终止。屠格涅夫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国外,都坚定地宣传托尔斯泰的作品,并甘愿承认这位新秀的领先地位,认为俄罗斯文学的第一把交椅应当属于托尔斯泰。而托尔斯泰则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我记得我在文学上的名望全靠您的栽培,我还记得,您多么爱我的作品和个人。关于我,您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回忆,因为有一个时期我是真诚地爱过您的。”

  两个伟大俄罗斯作家的友谊是坎坷、复杂的,但却在年复一年地巩固起来。

  《罗亭》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争议。

  《祖国纪事》的评论家杜迪什金认为罗亭不是新的典型形象,而是俄罗斯文学以前的“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的翻版。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文章表示不同看法,说罗亭同奥涅金、毕巧林是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他们彼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高度评价罗亭是一个完全忘了自己,全身心都奉献在公共利益上的热心人物。

  涅克拉索夫在评论中,揭示了这部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并评价罗亭这个人物,“虽然有许多弱点,但却茁壮有力;虽然有许多缺陷,但却令人神往”。

  他相信屠格涅夫“开始了一个新的活动时期,他的天才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会给我们写出一些好作品来的,它们将被公众认为是果戈理之后我们新文学中首屈一指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作品”。

  《罗亭》为屠格涅夫后来一系列优秀的小说打下了基础。从此,屠格涅夫开始了一条不同于《猎人笔记》的崭新的创作道路,并逐步走向高峰。

  1856年,《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共分三卷出版。这个内容丰富的文集,对作家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总结,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在俄罗斯文学生活中,也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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