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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不管屠格涅夫落脚在哪里,他始终关心着俄国的现实生活。他在英国怀特岛进行海水浴疗养时,在那里制订了在俄国开展扫盲和推广初等教育的计划,他曾在斯巴斯科耶建立了一所学校,并一直关心着这所学校。

  但作家在国外的主要工作,还是创作他的新小说《父与子》。1860年10月,小说的写作提纲连“细微末节都已拟就”,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日记,记载小说主人公巴札罗夫的生活与活动,以确定在生活中的每一种场合,巴札罗夫该怎样行动,如何表现自己。这样,就使主人公形象栩栩如生,鲜明完整。

  同时,屠格涅夫激动地盼望着农奴制改革的实现。

  1861年2月19日,沙皇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由于渴望亲眼见到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想念亲爱的斯巴斯科耶和自己的朋友,希望在那里顺利写完《父与子》,屠格涅夫于4月赶回祖国。

  5月初,屠格涅夫便来到斯巴斯科耶。他减少了农民五分之一的赎金,在主要领地上,则无偿转让庄园土地,以后每年还给农民送建筑木材。

  然而,农民对改革一点也不满意,他们虽然盼到解放,但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奴役——恶霸富农的奴役,受到城乡资本势力的控制。他们现在不得不按照“规定”,根据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种土地,实际上又重新落入了依附于地主的境地。

  屠格涅夫已经意识到这点,他后来说:“这种现象确实不可等闲视之,也不能置之不理。看来,没有富农的村庄很快就要绝迹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会像毒菌那样繁殖起来,而且鬼知道他们又在干什么。

  这是一些强盗。我想写一部短篇小说来描绘一个这样的能手,给他取名‘万能的日特金’。他是我们原来农民的一个邻居。他不仅剥削他们,抽他们的苛捐杂税;几乎每天都在赶走他们的牲口,罚他们款,还掠夺他们的土地,挪动土地界碑,移动界桩。”

  屠格涅夫认为,改革以后,农民仍然将地主视为仇敌。有一次,他给俄国自由主义诗人波隆斯基不无辛辣地讽刺描绘了这样一幅假想的场面:“清晨我们坐在凉台上,悠闲地喝着茶。这时,看到从教堂那边沿着花园走过来一群斯巴斯科耶村的农民。他们朝我们脱帽鞠躬。我问他们:‘喂,弟兄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回答说:‘你可千万别见怪,也不要抱怨。你是一个仁慈的老爷,我们对你也很满意,不过不管愿意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把你吊死。’‘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命令!我们连绳子头也准备好了你就祷告一下吧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本来不是什么凶手’”

  受骗的农民掀起了起义浪潮作为对改革的回答。

  为了对付这些起义,沙皇政府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对一切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进行扼杀。

  屠格涅夫回到斯巴斯科耶以后,安下心来,在乡下这个僻静地方进行《父与子》的写作。

  5月底,托尔斯泰来看他,他们一起到离斯巴斯科耶六七十俄里的费特的庄园去探望他。就在那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间突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当时,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女主人询问屠格涅夫是否满意那位教她女儿的家庭女教师。屠格涅夫对她十分称颂,并说,她以她认真的态度请他确定一笔钱的数目,以便他的女儿可以把这笔钱用于慈善事业。

  “现在,这位英国女人又要求菠莉娜亲手补好一件穷人的破衣服,然后还给本人。”

  “您认为这也算好事吗?”托尔斯泰问道。

  “当然,这可以使女善士对贫困有所了解。”

  “可我却认为,这不过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女孩把又脏又臭的破布片放在膝盖上虚情假意地演演戏而已。”

  “我请您别说这种话!”屠格涅夫嚷道。

  “我干吗不可以说我认为完全是正确的话。”托尔斯泰理直气壮地答道。

  屠格涅夫失去了自制力,激动得从桌旁跳起来,双手抱住脑袋,脸色发白,大声说:“我就是要您别开口污辱别人!”说完这话,他就走开了。

  屠格涅夫立刻就动身回斯巴斯科耶,托尔斯泰也离开了费特庄园。

  屠格涅夫当天从斯巴斯科耶寄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再一次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请他原谅。

  这场几乎要诉诸决斗的争吵使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分手了整整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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