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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政治上的“温和”、“中庸”已越来越不可能。如果说作家在60年代同他认为过激的革命朋友断绝了关系，那么现在，他开始同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决裂。

　　赫尔岑曾责备屠格涅夫，说他不该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卡特科夫编辑的《俄罗斯导报》。屠格涅夫承认，他本人也为此感到不快，但因为杂志本身还不坏，而且付给作者的稿酬是认真的。

　　到了70年代中期，卡特科夫的名字同俄国政府反动派最黑暗的勾当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屠格涅夫切实痛恨了起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作品了。

　　诗人费特是屠格涅夫多年的朋友。到了70年代，两人的关系也破裂了。费特到处奔波，呈请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宪欣——这是他继父的俄罗斯贵族的姓氏，他指望姓氏的更改，能最终确认他贵族称号的荣誉。

　　屠格涅夫为此向他写道：“作为费特，您曾经有过名字，作为宪欣，您却只有一个姓氏了。”1873年，根据费特建议，对《欧洲导报》杂志采取了书刊检查镇压手段，这件事使憎恨沙皇书刊检查的屠格涅夫勃然大怒。

　　在同这些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决裂的同时，屠格涅夫同俄国先进的人们逐渐建立与加强了一些新的关系。他同革命民主派在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建立了友好关系，屠格涅夫认为他使自己想起了别林斯基。

　　同时，屠格涅夫与俄国革命侨民的关系日益密切。

　　他经常给民粹派分子拉夫罗夫寄钱，资助他在国外出版《前进》杂志。他在巴黎结交了盖尔曼·洛巴青，这是一位革命民粹主义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译者，曾勇敢地试图组织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逃出流放地。

　　1875年2月17日，屠格涅夫在巴黎组织了一次《文艺之晨》音乐朗诵会。维亚尔多也参加了演出。屠格涅夫朗诵了自己的短篇小说《车轮在响》和乌斯宾斯基的特写《代表们》。这次募集的资金为穷苦学生在巴黎创办了一座俄罗斯读书室，又称“屠格涅夫图书馆”，或简称“屠格涅夫馆”。该读书室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屠格涅夫在70年代结交的俄国革命侨民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相信农民村社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认为农民村社孕育着社会主义胚胎。因此他们主张“到民间去”，到农民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号召农民起来同专制主义和地主作斗争。屠格涅夫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当然不会相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就会走到社会主义。可是另一方面屠格涅夫看到了民粹派青年炽热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决心为正义而勇敢斗争的精神。他虽然不相信他们的事业能够胜利，但他钦佩他们真诚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

　　他热爱他们。

　　为了纪念这些革命的民粹派，屠格涅夫创作了一部长篇《处女地》。这部小说他在国外构思了很久，然后在斯巴斯科耶用了差不多一个春天，使整部小说脱稿，1877年初发表于《欧洲导报》杂志。屠格涅夫为此书曾写信给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说：“我要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注入这本书里。谁知道，我或许命中注定还能点燃起人们胸中的烈火。”这是作者最后一部小说。

　　小说反映了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

　　书中写民粹派青年涅日达诺夫到自由主义贵族西比雅京家任家庭教师。他不顾保守派贵族卡朗米亚采夫和自由主义者西比雅京的破坏，多次与民粹派一起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他赢得了西比雅京的外甥女玛利安娜的爱慕，两人为了共同的事业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寄居到厂主沙罗明的工厂里。但是涅日达诺夫的事业并不顺利，满腔的革命热情不被农民所理解，反而常常受到他们的嘲弄，终于由怀疑、动摇走向绝望而自杀。小说以民粹主义者的悲剧收场，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他坚持反农奴制的一贯立场，讽刺保守派贵族，同情民粹派，也否定民粹派的革命斗争。

　　反动的评论界极端仇视《处女地》。许多民粹主义者则赞扬了它。民意党人在屠格涅夫去世后发表的传单中宣传：“渗透在《处女地》中的和在许多地方掩饰着的那种微妙的讥讽，使我们深感痛心，却没有影响我们对屠格涅夫的热爱。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讥讽是发自热爱和关怀青年的那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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