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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这样，托洛茨基就不得不担当起了这次重要的火星派成员会议的主席重任。正是这次会议种下了以后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种子。与会者的神情都紧张到了极点。会议进行到最后，列宁“砰”地一声带上门，愤然离去。在激烈的党内斗争中，这是托洛茨基惟一的一次看见他失去自持。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暴露出来。列宁派女代表兹和她弟弟季米特里来找托洛茨基，再一次试图争取他站到“强硬派”方面去。

　　谈话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两位使者怎么也不肯放托洛茨基走。“我们得到命令，无论如何要把你争取过来。”他们说。最后托洛茨基断然拒绝跟随他们。

　　对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来说，分裂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列宁，这位斗争中最积极的人物，也没有预见到分裂并且绝不愿意分裂。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端弄得心烦意乱。列宁在会后患了几个星期的头痛病。谢多娃后来在笔记里写道：

　　列·达几乎每天都从伦敦写信来，信里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恐慌，最后，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报告了《火星报》的分裂：《火星报》再也不存在了，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极为难受。

　　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革命的集权是非常必要的，是一条硬性和严格的原则，它对待从前是同一思想的个人或整个团体往往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列宁常常喜欢用“不调和的”和“无情的”这样的词汇不是偶然的。只有摆脱所有卑鄙的个人私欲，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目标而进行高度自觉的革命斗争的人，才能证明这种冷酷无情是正确的。我认为我是一个主张集权的人。但是，应当承认，在那个时期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为了要带领千百万群众投入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必须要有强力和专断的集权。我的青年时代前期是在敖德萨度过的，那里比别的地方多延续了5年的反动沉闷的气氛，列宁的青年时期则处于民意党人活动频繁的年代，而比我年轻几岁的又生活在新的政治高涨环境之中。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多半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抽象概念。我还没有认识列宁的集权思想是从一个明确的、经过独立思考的革命概念中所引出的逻辑结论。在聚杂在“火星”旗帜下的人们还普遍存在着模糊思想和认识时，正是列宁一个人完全、彻底地看见了明天，看见了他们所面临的全部严峻的任务、激烈的斗争和无数的牺牲。”

　　第十章　回到俄国

　　1.基辅—彼得堡—芬兰

　　托洛茨基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联系是短暂的。他赞成把分裂只看成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插曲，尽快同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实行联合，而另一些人则把代表大会的分裂作为走向机会主义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他都在同孟什维克集团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发生冲突。冲突围绕两点，即对待自由主义和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托洛茨基主张对自由派争夺群众的企图予以坚决回击，并一再坚持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联合起来。1904年9月，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他从4月开始就没有参加它的活动。在这期间，托洛茨基为了远避俄国侨民，到慕尼黑去住了几个月。慕尼黑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最富艺术性的城市。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慕尼黑美术陈列馆和《朴实人》杂志，还深入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在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整个俄国南部席卷了一股强大的罢工浪潮，农民骚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大学也沸腾了。俄日战争曾短暂地扼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又很快成为革命的强大推动力。报界更敢于说话；恐怖行动更加加剧；自由派在觉醒，并发起了一场宴会运动。1904年11月，俄国许多城市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在各地举行的司法改革40周年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请愿书。

　　就在这时，1905年1月23日①早晨，流血星期日的消息传到德国，托洛茨基全身的血液沸腾了。

　　①1905年1月22日（星期日），彼得堡大批工人在加邦牧师带领下，手执教会旗帜和沙皇肖像，来到冬宫前广场，向沙皇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游行队伍遭到军队镇压，工人及其妻儿死伤达数千人。近代史上称这一天为“流血的星期日”。

　　托洛茨基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代表大会以后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已经结束，后来又脱离了孟什维克，他只能单枪匹马地干了。托洛茨基通过大学生们弄到一张护照，同妻子（她已于1904年秋再次来到这里）一起来到慕尼黑，然后又转到维也纳。此时大批流亡者纷纷准备回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流亡者筹款，弄护照，还要联系落脚点……请来一个化妆师，就在他家为托洛茨基化妆，因为俄国在国外的密探早就十分熟悉他的外貌。

　　托洛茨基的妻子先行前往基辅，以便安排住处和接上关系。他也于2月携带一张退职陆军准尉阿尔布佐夫护照来到基辅。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更换住处，起先他们在一个胆小如鼠的青年律师那儿住了几天，后来转移到一个理工学院教授家，最后又搬到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寡妇那里。还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躲在一个眼科医院里，这是一个同他很熟悉的眼科主治医师所作的安排。护士并不知道缘由，很认真地替他洗眼，点（无害的）眼药水，还严格禁止他看书，怕他多用眼力，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从事双重的地下工作：背着她偷偷地起草论文和传单。

　　当时基辅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它的四周发生过无数次搜捕，它仍然在宪兵鼻子底下活动了许多年。1905年春季，托洛茨基写的不少传单就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的。不过较大篇幅的号召书之类他就交给他在基辅新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克拉辛①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高加索掌握着一家设备很好的大型地下印刷厂。托洛茨基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他们把每份传单都印得非常好，这在当时地下印刷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①克拉辛（1870—1920）：1903—190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同时兼任党中央战斗装备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和驻美、法全权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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