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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些革命青年已经组织起反抗王朝的秘密团体。

　　“青年波斯尼亚”在这些团体之中最为活跃。这些团体认为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共同的，因此，彼此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当时主张实行易卜生的不断反叛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是生活的主要规律的思想家迪米特里耶·米特里诺维奇和弗拉迪米尔·切里纳，成为青年精神领袖。

　　而俄国民粹派的民思潮、蒲鲁东主义，在他们当中也颇时兴。

　　他们崇尚不妥协的精神，同时崇尚暴力，而他们认为暴力之中，暗杀手段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这些青年人很是勇敢，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只可惜，他们的劲儿用得不是地方。

　　维也纳为了“寻找充分的证据”曾派了特使到萨拉热窝去进行“调查”。谁知派出的特使并没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这位特使名叫弗里得里希维兹内。他所尊重的只是事实。他了解到，刺客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行事前确是由贝尔格莱德进入波斯尼亚的，但这不能说明实质问题。特使没有发现刺杀事件得到了塞尔维亚当局的支持的任何证据。7月13日，他起草电报给维也纳。电报说：“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对于组织谋杀或者提供武器等方面负有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使人对这样的事情产生怀疑。”

　　不用说，电报使维也纳大为恼火，他们干脆不再理睬调查的事，而是直接下结论说：“行刺的想法产生于贝尔格莱德。”还说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国防”组织的成员“向刺客提供了武器”，而塞尔维亚边界部门负责人则“把刺客们送进了波斯尼亚”。

　　事实上，当时塞尔维亚当局是竭力想避免与任何外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更何况是强大的奥匈帝国？

　　两次巴尔干战争使塞尔维亚已经杀得精疲力穷。它的兵员已深感不足，武器也已耗尽。即使编制不足额的军队，武器也极为不足。当时枪就少10多万枝。由于大家忙于战争，经济也比邻国显得落后了。

　　还有一个原因，说明塞尔维亚政府不会与行刺事件有关：国内正准备大选。各政党都在忙于竞选活动。

　　没有任何政党想借助于对外扩张来拉选票。如果事件果真是塞尔维亚方面组织策划的，它也不会选择这样的时机。事情正好相反，塞尔维亚政府由于害怕出事，曾进行了若干防范措施。

　　奥匈及德国方面却不按事实说话。事发后，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德拉宣称：“这不只是一个狂热之徒犯下的罪行，这次行刺是塞尔维亚向奥匈宣战如果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帝国将面临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罗马尼亚的和意大利的野心的大爆发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奥匈必须打这一仗。”

　　差不多整个奥匈帝国的统治阶级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兹尔在给维也纳的报告中也说：“行刺事件使我们在道义上处于有利地位。”

　　于是，帝国加紧进攻塞尔维亚的准备。但做法上“内紧外松”。一向持“主战”观点的总参谋长康德拉离开维也纳，宣布去凉快的地方“避暑”。

　　7月23日，维也纳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照会。

　　这是最后通牒！帕楚博士决定赶快召集内阁会议。

　　首相尼古拉·帕希奇与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缺席。

　　“只有拼死，别无他途！”教育大臣留巴·约万诺维奇首先开腔。其他政府成员没有不同的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帕楚博士以政府的名义，通报全体驻外机构，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塞尔维亚将投身于战斗。

　　说来也巧，这时，各友好大国的使节没有一个呆在贝尔格莱德，尤其俄国、法国和英国，使馆只有低级别的外交官在主持馆务，但帕楚博士还是把塞尔维亚政府的基本立场告诉了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

　　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帕希奇被召回贝尔格莱德。他也主张不接受奥匈的最后通牒。他当天清晨去了俄国公馆，随后会晤了英国代办。他还召见了黑山和希腊公使。

　　摄政王亚历山大向俄国沙皇及意大利国王发出了个人呼吁。当天，俄国政府开会研究局势，决定在面对奥匈的四个军区实施动员。

　　塞尔维亚政府发出疏散令。同时，帕希奇在和阁员们一起绞尽脑汁，起草对奥匈照会的复照。

　　7月28日，即刺杀事件过后1个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宣战是通过电报的形式宣布的。

　　当天中午，尼古拉·帕希奇正在尼什一家咖啡店里吃午饭。他独自占着一张桌子。一名宪兵给他送来一份电报。帕希奇还没有吃完饭。看完电报，他站起身来，向在场的人宣布：

　　“奥地利向我们宣战了，它就要灭亡了。上帝将赐我们以胜利！”

　　8月，德、俄、英、法等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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