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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在国内，情报圈和政策研究圈里的人正在为如何应付苏联的变化忙得不可开交。中央情报局的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告诉我说，苏共中央快开会了，在会上——这次是肯定的——强硬路线派将要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是他自己的脑袋。中央全会举行了，会后戈尔巴乔夫贬黜了大约12名将军和强硬分子。我同情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们。他们已经研究苏联40年，并对它有深刻的了解，苏联的这一套结构和规则正在消失。不管我们这些专家的专门知识有多丰富，他们对形势的预测比常看电视的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

　　我已经身临其境地看到形势的发展，对这些专家的意见越来越不大重视。舒尔茨也开始不大在意中情局对苏联的估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确实想要摆脱军备竞赛的经济负担，想把傀儡国家的包袱卸给西方的银行家，而且想要从解放战争这种事情中脱身。我们的专家们不大愿意预言未来将与往昔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失败，而他的确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不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而败给左派，而是因为放弃了苏维埃的理想而败给右派了，苏维埃理想现已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国对外政策和情报圈里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劲敌；正如一句老的笑话所说：

　　“一旦恶魔得救了，那么这些传道士干什么去？”

　　5月6日，我这个当年喜欢在大学体育馆里锻炼身体甚于坐在课堂里的学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坐在主席台上，等待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同学、可以算是我弟弟的吉姆·博斯蒂克现在是佐治亚—太平洋公司经理，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吉姆也是克莱姆森大学校友里的名人，是他提名授予我学位的。9天后，我到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并接受又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我对在场的人们说，跟坐飞机坐得多能得到优惠一样，这是我给这所大学频繁寄支票、并且还要继续寄支票换来的优惠。迈克是1985届毕业生，琳达是1987届的，安妮玛丽也即将在当年秋季进威廉—玛丽学院读书。紧接着，安妮玛丽就读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华盛顿—李中学邀我到她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在这前后，我打电话给卢埃林姑妈。她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总统当顾问，看到我接受那些了不起的学位。“上帝啊，”她说，“这些黑种小鬼怎么干得这么棒！”

　　＊ ＊ ＊

　　5月的一个繁忙的下午，我的一位助手在我门口探头进来说：“查利·威克的人想知道，他乘哪部电梯上去，出了电梯是往右拐还是往左拐，进房间后电灯开关在哪里？”为了即将来到的莫斯科首脑会晤，我们除了为实质性问题做准备之外，还要应付种种叫人头痛的后勤问题。威克是里根在加州的密友，现任美国新闻署署长。在我的部下为安排800多人到莫斯科去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查利的工作人员看来占用了我们40％的时间。

　　我打电话给威克说：“查利，如果你想去莫斯科，你那些人最好别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查利立即止住了他那些助手。这就是有关首脑会晤的精彩标题的背后情景。

　　里根一贯寻求亲如家人的气氛，这是突破令人气闷的礼仪拘束、达到像友人相逢一样的效果的好办法。他想对戈尔巴乔夫直呼其名。总统说：“知道吗，在经济首脑会议上同西方各国领导人初次相见的时候，我说‘我叫罗恩’，短短几小时之内彼此间便以‘罗恩’、‘布赖恩’、‘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相称了。”

　　这个特大问题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来回讨论，反复推敲。舒尔茨说他认为只称名不道姓是个好主意。罗兹认为，现在还为时太早，不宜勉强套近乎。我赞成罗兹的看法。不论有没有公开性，我们仍是在与一个强硬固执的人打交道。再说，我认为这样称呼也不相称。戈尔巴乔夫年轻一大截，够当里根的儿子，我相信他用“罗恩”来称呼美国总统会感到别扭。果然，在首脑会议期间里根曾有两次试着叫“米哈伊尔”，可是戈尔巴乔夫总是回称“总统先生”。

　　我们怀着很高的希望再度前往莫斯科。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我们期望在这次首脑会晤期间能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实现突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已经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在此期间这个条约已经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但是还有待美国参议院批准。我们预期会批准，但是非得先跟共和、民主两党的保守派斗上一场不可。这个条约对这些人说来很难下咽，因为我们得放弃某些武器，还因为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还残留着，不容易消除。我成了政府推销班子的一员，努力向参议院的强硬派和中间派兜售这个条约。

　　5月2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当总统一行正在芬兰休息以消除飞行疲劳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参院已批准了该条约。

　　第二天，当“空军一号”开始朝莫斯科下降的时候，我来到总统专用座舱。按照计划，他在首脑会议期间将在大约30个场合发表讲话，我想去同他把到达后紧接着要作的几次讲话的要点再理一遍。在他下飞机之前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一进座舱看到他独自坐着望着窗外，这时我们已经降到能够看清俄罗斯大地上的房舍和农田的高度了。

　　“看，几乎没有车辆来往。”他说道，略略跟我打了个招呼。

　　“总统先生，关于到达后的几个讲话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我说着，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我开始一张一张复述记录提纲的卡片，但是他并没有在听。这时飞机正在放下襟翼，轮子快要着陆了，我心急如火，尤其是看到总统终于扭过头来问我“你说什么？”的时候。

　　他并不在意我的焦急。他终于看到了这个“邪恶的帝国”。在上一次首脑会晤期间，他曾希望戈尔巴乔夫乘飞机在华盛顿上空兜一圈，那样他就能让他看看车辆来往如梭的公路和消费品源源往外涌的工厂了。在罗纳德·里根看来，几乎空荡无人的俄国公路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这样的公路加强了他的信念，使他更加觉得他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朝我们的方向改变。

　　下了飞机，他走到摄影机和话筒前面，一如既往完全熟记自己的台词，毫无纰漏。

　　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苏联领导人交给总统一份声明草案。他建议在发表最后公报的时候把这个声明包括进去。里根看了一遍，他喜欢这个声明。这篇文章看上去没有可反对的地方：“……两位领导人认为，任何有争执的问题都不能依靠也不应该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其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乃国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和必须遵守的标准。”总统要工作人员研究一下戈尔巴乔夫建议的用语。

　　我相对说来是个新手，看不出这篇声明中有任何特别危险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里的那些老苏联通像块排除爆炸装置似的把它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琢磨了一番，然后舒尔茨和里奇韦主张总统不予接受。这个声明有许多隐讳用语，发表了它就等于我们无意间赞成苏联继续占有波罗的海诸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我们一直是公开不承认这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在动人的措辞底下，这篇声明实质上是说，你们的是你们的，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彼此别碰对方的地盘。

　　我们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先去忙别的问题和首脑会晤期间一些值得纪念的大事，如：里根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楼聆听胆敢到这里来叙述他们所遭受的压迫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倾诉；美国总统在巨大的列宁胸像下同莫斯科大学学生交谈；曾经把苏联指为“现代世界的罪恶渊源”的美国总统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肩站在红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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