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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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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创作精力旺盛，出版了两部新的小说《莫普拉》和《制作镶嵌画的师傅们》，并撰写了几篇鼓吹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 1838年4月，乔治·桑又回到了巴黎，弗雷德里克的身影好像一直伴随着她，即使她看到窗外大街上驶过的马车，里面都可能有他的熟悉咳嗽声。 玛尔里亚妮是个好听众，但不一定是一个愿意帮助牵线搭桥的热心人。于是沃伊切赫·格日马瓦（1793—1871）则成了乔治·桑求助的主要对象。 格日马瓦曾是波兰“爱国同志会”成员，波兰11月起义时他曾肩负外交使命驻伦敦，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他喜爱音乐、绘画，与弗雷德里克、乔治·桑的关系都很融洽。 不过对于这种求助的事，格日马瓦还是谨慎地劝告乔治·桑。因为在别人的心目中，格日马瓦已经自觉地承担起保护弗雷德里克的义务和职责。 乔治·桑只好以惊人的坦率口气表白自己，“对于那些根据表面现象判断我的人，我在他们眼里可能是个疯子或者是个伪善者。但是，任何一个观察过我并了解 我心灵隐秘的人，都会看到我实际上是个怎样的女性，他看到的必然是一个热烈崇拜美的女性，一个优柔寡断、经常想入非非，但总是抱着美好的信念去行事的女 性，一个从来不小气，也不记仇，脾气十分急躁，但感谢上帝，很容易忘却委屈和恶人的女性。” 她下决心要给予弗雷德里克“纯真”的一切：纯真的爱情、纯真的幸福、纯真的关怀、纯真的一个亲吻。 从此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在哪里响起，乔治·桑的半男半女装束也必然出现。她恪守自己的诺言，竭力去博得弗雷德里克的好感。 有一次，乔治·桑递给弗雷德里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火辣辣的词语：“有人爱你。”在这潦草的字句下，一位女演员又用花体字接连写着：“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这张纸条一直被弗雷德里克保存着，也许这样赤裸裸的“爱”就像一首咏叹调。他外表不显声色，内心却十分渴望这种大胆、直率的“爱”，弥补他以往失去的异性温柔。 终于有一天，弗雷德里克觉得乔治·桑并不令人讨厌，相反她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 在玛尔里亚妮夫人的豪华客厅里，或者坐在格日马瓦寓所的窗前，弗雷德里克不再回避乔治·桑诗一般的问候。后者也在面对面谈话时，发现他的深凹眼睛有时是淡褐色，有时好像是蓝灰色。 不过弗雷德里克的目光里仍然时时掠过一丝不安，这是他在告诫自己不能掉进这个法国女人精心编织的柔丝情网里，双方关系的发展只能标上减弱音符。 5月份，乔治·桑失望地离开了巴黎，她实在不明白这位漂亮的波兰小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量。 但她想想又不赞成这种扭曲的自我束缚行为，她在写给格日马瓦伯爵的信中认为，“他的自我克制是出自不正确的动机……在您家里的时候，在我们告别的那一 瞬间，他想不为最后的一次诱惑所打动，对我说了几句出乎意料之外的话。他好像摆出一副假道学的派头厌恶世人的粗俗，因受过诱惑而感到羞耻，似乎再一次表现 出自己的激情，便会玷污我们之间的爱一样。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总是使我愤懑。” 在法国式炽热爱情的包围下，弗雷德里克最后一道防御线还是被攻破了。6月份，乔治·桑又回到巴黎，她在弗雷德里克面前证实了自己无私的爱，从此开始了她与他长达近10年之久的爱情故事。 他俩对这个迟早会发生的甜蜜开局都保持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同居。乔治·桑仍然住在玛尔里亚妮夫人那里，每天晚上笔耕不已。弗雷德里克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寓所里教课、弹琴和创作。 知道他俩秘密的仅仅是几个熟知内情的密友，一位画家准备为他俩勾勒一幅双人肖像。 “在我们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乌云，在我们的湖泊中没有一粒沙子。” 乔治·桑仿佛又回到了纯洁的少女时代，将弗雷德里克想象成自己玫瑰梦中的白马王子。 这又是一个落入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是世上没有一片爱神的绿叶是完全相同的。 他俩在扮演王子和公主的角色过程中，都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某些不良习惯，缩短了两人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在各自以后的创作中留下了对方的声音和特长。 这时弗雷德里克28岁，乔治·桑比他大6岁。他俩的性格不同，其间相距的差别就像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一样遥远。 弗雷德里克外表温柔，生怕惹事生非。然而乔治·桑则是性格外露，直率、开朗，在任何社交场合中都喜欢标新立异，招来各种非议。 他恪守着某些贵族传统的清规戒律，喜欢华贵的服装，舒适的沙龙气氛，甚至他谱写的乐谱中也处处点缀着装饰性很强的音符。 她则藐视陈规陋习，敢笑、敢说、敢唱、敢写，从小生活在乡村中，大自然中淳朴、清新、宁静致远的气氛才是她心目中最美的人间乐园。 但是他与她又是能够互相补充的一对，在特定的条件下，谁也无法离开对方。 弗雷德里克在生活上总是希望依赖他人，即使连明天穿什么衣服，下一顿吃什么，今年夏季度假的地点等等，他都不愿分神去想。上帝造就了他一双神奇的双手和具有天赋的音乐脑袋，他一生最美好的享受就是在钢琴前度过的。 乔治·桑恰恰是一位体贴入微的出色组织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弗雷德里克的头疼难题。她像一位面带笑容的姐姐，又像是耍点小玩样的调皮妹妹，巧妙地调节着弗雷德里克的生活节奏和情趣。 她唤起了弗雷德里克关心他人的情感，开始留心对方的行为举止。 乔治·桑手中的香烟和半男半女的装束，在他不赞成的眼神中渐渐地愉快消失了。甚至她的“乔治”名字，也被他改回成原名“奥洛尔”，并将其意译为波兰文“朱特尔金卡”——他的“黎明”、“晨星”。 让弗雷德里克感到最愉快的是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音乐。 弗雷德里克作品中的缠绵忧郁情感很容易引起乔治·桑的强烈共鸣，她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去感受的。至于作品中奔放、明快的节奏和描写大自然的行云如流的快板旋律，则更容易将她带到儿童时代的诺昂乡村生活。 乔治·桑的丰富想象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往往能给予弗雷德里克某种启示和支持，特别是后者在思考乐谱某个小节上犹豫不决时。 秋天的黄昏出现了，树叶开始发黄脱落。“你认为这种幸福会持续下去吗？”他俩在散步时谁也不想首先提出这个敏感的危险问题。 乔治·桑凭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很清楚这一点，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如果从记忆和理智出发来分析，那它当然长不了；但如果想到我的心情和我的喜悦，那这幸福似乎就将永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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