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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7月1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时,弗雷德里克毕竟是第一次坐海轮,感到很兴奋,但不久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尽管这时海上是风平浪静的。

  在莱塞斯特广场附近的旅馆里出现了他俩的身影。以后他俩租了一辆四轮马车,像众多富有的游客到处观光游玩,先后去了伦敦城、海德公园等地。

  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信中以揶揄的口气写道:“……这里的‘意大利式’的天空对我的鼻子产生了影响,到处都是灰蒙蒙的阴天,它根本不通气……美丽的风 景,宽大的小便池,但没有个像样的地方小便。看看英国的女人、马匹、宫殿、马车、富裕的景象、华丽的建筑、宽阔的广场、树木……一切的一切,从肥皂到刮脸 刀,都是千差万别,然而又那么一致,干净整洁,刷洗得那样细心,黑得就像一位绅士的屁股。”

  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弗雷德里克拒绝出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因为他害怕热情的主人会坚持让他坐到钢琴前。

  不过有一天晚上破例了,那是在英国钢琴制造商詹姆斯·布罗德伍德家里。晚饭后,普雷耶尔极力劝说弗雷德里克弹奏一曲。

  在各位客人的眼里,这位瘦弱的外国人是“弗里茨先生”(这是弗雷德里克坚持要用的化名),身高1.70米,茶褐色的头发,留着漂亮的鬓角,双眼深凹。

  弗雷德里克刚弹了几个小节,客人们都不约而同转过身来,停止了谈话,会意地交换目光。

  乐曲余声还在耳边萦绕,大家纷纷站起来鼓掌,主人脸上放着光彩走上前去,热情地与弗雷德里克握手。“弗里茨先生”的真实身份还是暴露了,普雷耶尔装着无奈的样子朝弗雷德里克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7月底回到巴黎,弗雷德里克还是接受了居斯亭侯爵的建议,出去疗养了一段时间。

  李斯特与女友早就应邀去了诺昂,女主人乔治·桑也没有再写信来邀请,弗雷德里克也觉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重新恢复了教课、创作和社交的愉快生活。

  从巴赫乐曲创作里得到启发,弗雷德里克也想仿照巴赫的一组48首的前奏曲那样,创作一整套24首具有自己音乐个性的前奏曲。

  前奏曲原为即兴风格的自由曲,是灵活多变的短小序奏性乐章。随着他的生活阅历大为丰富等因素出现,“新的主题就像一群蜜蜂似……袭来”。其实弗雷德里克在一两年前就已开始尝试前奏曲的创作,现在则形成了一个高潮。

  显然他继续采用了巴赫那样每首单主题的作法,并各自成为单一乐章,用遍大小不同的24调,按纯五度关系排列而成,其构思与和声语言新颖,极富有独创性。

  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些前奏曲,承认自己虽然没有巴赫那样的耐心,“写不出那么多首”,“不过即使这些前奏曲又短又小,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写成的”。

  在这时期里他还创作了第二首谐谑曲、即兴曲和一首以密茨凯维奇《我的心上人》诗句为词的歌曲等。

  谐谑曲在弗雷德里克的大型乐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三四十年代里共写了4首谐谑曲。

  其实弗雷德里克也只是套用谐谑曲的名称,其内容与结构形式已不同于以往的谐谑曲,不再具有在交响乐中被用来代替小步舞曲的诙谐和幽默的性质,纯粹是戏剧性作品。其结构庞大、富于展开性,能容纳更为深刻、复杂的内容,接近于他的叙事曲。

  他的第二首谐谑曲虽然没有第一首D小调谐谑曲(1831年)那样具有剧烈的悲剧性冲突,但也具有鲜明的戏剧性,富于奔放的激情,旋律的展开宽广,充满 着光辉、明朗的色彩。1838年2月,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杜伊勒利王宫里演奏了自己的几首作品,听众则是国王路易·菲力蒲和皇家成员。这对于一个客居巴黎的 外国音乐家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更增加了弗雷德里克在巴黎沙龙中的名声和地位。弗雷德里克过了28岁的生日之后,第一次违背了6年前的许诺——不举 行公演,参加了在鲁昂市政厅举行的一次音乐会。

  外界人士认为弗雷德里克是为了支持波兰同胞奥尔洛夫斯基,后者刚被任命为鲁昂管弦乐团指挥。

  鲁昂距离巴黎有近百里之远,但一些有名的音乐评论家仍然不辞辛苦地赶来,聆听这位久久不愿露面的钢琴大师演奏。弗雷德里克也没有想到《E小调协奏曲》 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也是3月25日《音乐报》上一位资深音乐评论家勒古维的惊呼,并破例地使用了“巨大、巨大”的词语。他认为,“肖邦只有在对自 己祖国的热爱和伟大事业的感召下才能改变不愿举行公演的习惯。”

  勒古维真诚地希望弗雷德里克不要离开舞台:

  出来吧,肖邦,出来吧!让这一成功使你下定决心。不要再自私了,把你的伟大天才奉献给人类,接受你的才能赋予你的使命,结束造成音乐界分裂局面的争论吧。

  假如别人问谁是欧洲最伟大的钢琴家,是塔尔伯格,还是李斯特,你应该让我们这些听过你演奏的人能够回答:是肖邦!

  人们热情地希望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名字成为欧洲乐坛上享有“伟大”殊荣的象征,但弗雷德里克不顾外界如何呼喊,还是又缩回了裹紧自己的“外套”里。

  显然弗雷德里克给自己订下的戒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胆怯和自私,他害怕失败,害怕听众的评论,更害怕陷入于准备公开演奏前紧张不安的气氛里。

  他喜欢少数知音朋友所营造的沙龙气氛,在这样宽松、和谐、舒适的环境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平时女性般的羞涩这时也会化为王子般的翩翩风度。

  如果听众苛求他的琴声音量太小,不如说是扼杀他的演奏个性;然而呼吁他重新登上舞台,也无疑是要他冒着风险与功成名就的地位做大胆的自我挑战。

  现在他讨厌任何干扰,公众的欢呼、唿哨、掌声也已经听够了,只想静静地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生活的乐趣。

  “出来吧,肖邦”的呼吁未能激起他本人的感情浪花,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这时他的创作又显示出蓝天般的宽广胸怀和大胆开拓的勇气。

  对此,一位法国旅行家、作家阿·德·居斯蒂纳(1790—1857)曾对弗雷德里克说:“波兰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幸的,但它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星星,它会补偿他经受的不幸。”

  第五章 爱情曲

  1. 他的“晨星”

  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的法国妻子玛尔里亚妮耐心地恭听一位女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

  我体验过形形色色的爱:有艺术家的爱,女性的爱,姐妹的爱,母亲的爱,修女的爱,诗人的爱,谁知还有其它别的什么爱?

  也有过这样的爱,它刚在我心中诞生,又在同一天里消亡,而作为这爱的对象,却从来也不知情。也有过这样的爱,它把我的生活变成了苦难,它使我绝望得几 乎发疯。也有过这样的爱,它使我整年与世隔绝,如同被关在修道院里,被禁锢在某种极度的禁欲主义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绝对真挚的。

  听着乔治·桑的精彩描绘,玛尔里亚妮伯爵夫人在自己的府邸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她在这位新近住进来不久的女作家嘴里也常常听到弗雷德里克的名字。

  伯爵夫人觉得自己已得到了乔治·桑的信赖,感谢对方把心底的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并且她还知道了乔治·桑在过去一年多里的情况。

  自从1836年12月最后一次见到弗雷德里克以后,乔治·桑显示出一个刚强女性的勇气,在法庭上成为一个胜利者,她获得了同丈夫合法分居、享有诺昂房地产和抚养孩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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