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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名士风流》一书，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中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代表着波伏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与其以往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重点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危机，揭示了他们在面临“说真话”与“干革命”这一抉择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无论在题材上、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方法上，都与《女客》、《人总是要死的》都有所不同。《女客》主要是自传性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波伏瓦与萨特、奥尔加之间的“三重奏”生活。而《人总是要死的》则偏重表现哲理性的思考。只有《名士风流》既有自传成分，又有对存在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反思，但更多地反映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向何处去，西方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他们的道路问题上的思考和精神探索。因此，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里，波伏瓦对于发生于她身边的各种政治事件、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关注和介入、干预意识。

　　如果说《名士风流》是以波伏瓦在二战后至1952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话，那么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在小说中，亨利是以阿尔贝·加缪为原型来塑造的。小说描写了亨利创办《希望报》的经过，以及他所遇到的来自左派和右派压力的夹击。小说中，亨利与法国左派运动组织的发起人，他的盟友罗贝尔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巴黎沦陷时期就携手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战后又共同参予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属于同一派别。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幻，两人的政治分歧逐渐加大，最后被迫分道扬镳，亨利则被左派运动组织开除。小说中罗贝尔的原型就是萨特。他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就有非凡的表现，成为地下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战后他认为拯救西方社会，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因而倾向社会主义，站在苏联一边。

　　在现实中，他也同样遭到了右派的攻击和左派的怀疑。

　　最后他所领导的新左派运动，因得不到盟友的支持而失败。罗贝尔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宣告破灭后，曾感叹道：“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但他仍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小说中通过亨利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存在主义《现代》刊物的创办经过及存在主义文学组织内部政治分歧的过程。而通过罗贝尔的经历则深刻表现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过程，同时也宣扬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人物萨特一些积极的政治主张。

　　小说中心理医生安娜和美国作家刘易斯则是根据波伏瓦自己和她的异国情侣纳尔逊·阿格林为原型构思的。在小说中，安娜与刘易斯的爱情故事虽然描写得生动感人，但在整部小说中，终归只是一个插曲，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因此，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名士风流》在1954年10月出版后，《法兰西文学报》立即作出反映，对该作品及时给予了肯定。同年12月，该书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大奖。这次获奖对波伏瓦意义非同一般，它终于使西蒙娜·波伏瓦跻身于法国20世纪当代名作家的行列。这是这一荣誉给予她的最高承认。

　　自1949年6月《第二性》的发表至1954年12月，波伏瓦因《名士风流》而第一次获龚古尔文学奖，在短短的5年中，波伏瓦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一生的鼎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受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那种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了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其小题大做式的探索。而在创作上，她已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一时期，她已一改以往的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了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派创作。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她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这一时期，她与萨特仍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坦诚。

　　他们的合作，他们的事业越来越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地熔融难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又经受了几度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情感的历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自由和独立。回首当年方觉这独立的来之不易，这其中凝有多少忧愁、疑惑和伤痛，又溶有多少嘲讽、谩骂和围攻。但波伏瓦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确立了成熟女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论在事业上、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已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她不再是他人的影子，她就是她自己——西蒙娜·波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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