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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这一年她已步入了第51个春秋。在此前她尚没有意识到，暮年这么快就来临了。她颇为伤感，陷入了孤独境地。1960年1月4日，她又闻知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极度悲哀的同时，死亡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她。这是波伏瓦一生中最伤感和孤独的两年。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回忆录《年富力强》，回忆她从1929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的生活。1960年1月，古巴的《革命报》主编弗朗基邀请她和萨特去哈瓦那访问。

　　1960年2月22日至3月20日，波伏瓦和萨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古巴之行又重新唤起了她投身未来的渴望。在此行中，她了解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她认为古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尽责的社会。波伏瓦、萨特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人友谊。古巴之行使波伏瓦欣喜地感到，她已置身于世界的名人之列，有许多人都把她视为盟友。

　　自此，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在渴望。从古巴返回巴黎的寓所时，波伏瓦惊喜地发现纳尔逊·阿格林已在寓所里等她。原来他是在波伏瓦和萨特出访古巴期间来巴黎探望她的。波伏瓦的朋友博斯特夫妇接待了他，并给了他波伏瓦寓所的钥匙，将他安顿下来。阿格林与前妻复婚不久即再度离婚，后一直独居，过着怪癖的生活。这是事隔10年之后的重逢，阿格林在6个月的相聚中，一直希望能重温他与波伏瓦的爱情，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波伏瓦分手。因为此时波伏瓦的心思已经放在比阿格林更重要的事务上，她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她深知阿格林会怨恨她，但她心意已决。她在心里默念道：“让巴黎的所有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

　　阿格林走后不久，波伏瓦又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到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他们仍抗议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当时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书，支持青年拒绝应征入伍，支持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从命令的行动。波伏瓦、萨特和其他一百人在宣言上签了名，这篇《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就发表在1960年8月出版的《现代》杂志上。波伏瓦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

　　1960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应巴西作家乔治·亚马多邀请，去巴西宣讲古巴革命。在巴西之行中，波伏瓦应邀在里约热内卢大学做了一次关于妇女状况的报告。萨特也应邀作了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报告。波伏瓦在巴西圣保罗访问期间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中她就有关《第二性》的问题，谈了自己对于当代妇女问题的看法。而萨特则谈了有关殖民主义制度、阿尔及利亚独立、古巴革命、巴西的现状等问题。在他们的巴西之访期间，法国国内的右翼分子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扬言要枪毙萨特。

　　11月，波伏瓦和萨特从巴西回国时，原以为政府要为《一百二十一人宣言》而指控他们，结果并未遭到控告。年底波伏瓦的回忆录《年富力强》出版并获成功。波伏瓦因她的政治立场和在国内外的声誉，成为了法国文化界引人瞩目的名人。1962年1月7日，波伏瓦因同萨特一起反对1961年组建的秘密军队组织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她的寓所被秘密军队组织炸毁。但波伏瓦仍不畏惧，1962年2月8日，她和《现代》杂志成员参加左派组织的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示威游行，因而再次受到威胁。

　　1962年，波伏瓦和萨特应邀去苏联出席作协会议。1963年，她又和萨特前往莫斯科筹建国际作家联盟。这次会议后，他们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

　　赫鲁晓夫在接见他们时颂扬了社会主义并为苏联进兵布达佩斯作辩解。波伏瓦对赫鲁晓夫的辩解深表失望，返回巴黎后，她的第三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又出版了。《事物的力量》主要描写波伏瓦从1944年到1962年这段期间的生活，在书中她讲叙了她为什么牺牲与纳尔逊·阿格林爱情的原因。波伏瓦认为这是出于她神圣的使命，即她与萨特共同的事业。

　　1963年11月和1964年5月，波伏瓦和萨特又应邀分别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她在这两次出访中，着重要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共处问题，这在当时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较敏感的问题。在苏联，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她同与会的苏联作家们进行了探讨。在场的苏联作家们则同她的观点形成共识，认为应该为实现这种共处而努力。从苏联返回后，波伏瓦开始埋头撰写一部关于老年问题的小说。1964年，萨特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波伏瓦和萨特都一致认为应不接受此大奖，以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对萨特的这种做法，当时法国报界的许多人都归罪于波伏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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