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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悲剧是行为表述，行为表述是有吸引力，本身是完整的，这些在《诗学》第7章有详细的解释。行为应该是整体性的。它必须有开头、过程和结局。开头的事件不一定是其他事件的结果，但却是其他事所引起的。相反，结局是来自他事之结尾，而不会再有其他的结果。好的剧情不应该在混乱中开始与结束，应该形成一整体。更甚者，此剧情应有一定长度，如自然界的组织那样，每一种生物都有一定的大小，美丽的生物是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的。剧情也是一样，必有一定长度、而且是容易使人记忆的长度。

　　亚里士多德仔细地说明了各种剧情及其制作方式。剧情有“简单”及“复杂”两种，后者较高级。他举了一个剧情发展的例子，一个角色发现了被忽略的事物而发生“命运逆转”，这一定要根据剧情的基本结构来发展，同时也是已发生事物的必然或可能的结果，而且应该把“发现”与“逆转”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最有效的剧情。

　　他又分析了各种命运逆转或转变的形态，它们形成剧情的高潮。如恶人的运气由坏转好，或好转坏；当剧情表现了一个在德性上或正义上不卓越的人忍受着不是因为自己的邪恶，而是因为错误或不完善的性格而引起的坏运时，悲剧最好到此结束，因为它已能产生怜悯及恐惧感了。亚里士多德这个想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不完美与邪恶不同，遭遇不幸的人应该是好人，虽比平常人要好，但也是个不完美的人。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常讲德性与恶性，他允许勇敢的人有时会做出懦弱的行为，这并非是恶性。不完美有时是指因无知而造成的错误判断，有时是指感觉或性情的缺乏。亚里士多德在说明“缺少自信”时亦曾企图解释一个人如何在一般情况下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一到特殊情况下却做了错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说，理想的悲剧是：不幸并不是偶然事件，不幸是直接或间接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不完美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不值得，至少是不应该的，因为只有不该有的不幸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

　　对悲剧的另几个要素，亚里士多德也都分别加以论述。“形象”是表现方式中的因素，作用是引导人们欣赏，与诗学没有关系，当然运用的好坏能直接影响剧情的效果。语言、歌曲是表现手法上的因素，他曾用几章的篇幅加以讨论。性格与思想是仅次于剧情的重要因素，直接反映对象。思想通过剧中人来证实与否认某种东西，表示作者的意见及情绪。性格由表演者来显示，扮演者应深刻领会角色的思想和内心。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怜悯与恐惧使情绪得以升华。“升华”，在医学上有技术性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中也经常使用，他曾谈到治病就是要将体内引起疾病的杂质升华或气化。此词还用在宗教上，指的是由一种“激情”的情况回复到正常状态，或一种被神所拥有的情况及一般性之净化仪式。在诗学中，他曾举出一个例子：

　　俄瑞斯忒斯①在谋杀了克吕泰墨斯特拉之后的净化仪式。当亚里士多德谈到悲剧能使怜悯及恐惧情绪升华时，无疑的他是受此词的其他用法的影响。除了疾病，情绪或感觉本身不必是坏的。情绪是自然产生的，如一个人受到称赞，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从而产生好的情绪；如受到指责，会有另一种情绪产生。我们从某些易激动的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强烈情绪。如怜悯之情，恐惧之感，过度的热心等，实际上在任何人身上都存在，都发生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多余的情绪应解除，这种解除不但能从欣赏悲剧中得以实现，而且也可以从听音乐等活动中实现。他说，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有治疗的功能，它能使多余的情绪得到解除，使之恢复到自然状态，同时愉悦感会相伴而来；而音乐就像一种“治疗，驱除了病源，使其升华”。

　　①俄瑞斯忒斯，又译奥列特斯。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之子。阿伽门农之弟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走，由此引发了特洛伊战争。阿伽门农被选为希腊联军统帅。出征期间，其妻克吕泰墨斯特拉与人私通。他战胜归来，遭妻子杀害。俄瑞斯忒斯为报父仇，杀死亲母，因此受到了复仇女神的惩罚，变成疯子。后来被智慧女神雅典娜赦免，归国继承父位。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将先后情节写成悲剧《俄瑞斯忒斯》三联剧（《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悲剧观，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后人对其也有不少评论。

　　G.罗伊德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中说：“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讨论是枯燥的、分析的，而且有着明显的缺点。他的分析有时像是虚伪的，像他以剧中人之道德性格来分辨喜剧及悲剧，或命运的转变是最好的剧情。他的许多观念是他将伊底帕斯传说当作其理想的主要模式，但这一个剧本在一些方面来说不是标准的剧本，这使他在决定剧本结构的方式上采取较狭窄的观点。再者，他确信过去的各种风俗、悲剧、诗歌等在他当时都已达到极至形式，且融于生活之中。他认为规定悲剧或诗歌的长度（即严格限制）是危险的。他的整个讨论是枯燥的，但却有显著的效果。诗应该有其整体性；希腊悲剧中，剧情是比角色之性格塑造重要，这一点是比另一个相对的观点——19世纪浪漫派对悲剧英雄的崇拜看法要好。在文学批评上，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诗学由柏拉图之舍弃物中拯救出来。他反对柏拉图，强调诗的严肃面及道德价值，论及诗所代表的是普遍的，尽管它是以特殊个体为代表。不同于柏拉图，他坚持快乐是来自诗的欣赏，这种快乐不是狡猾的暗中活动，亦不是道德上之破损，而是毫无坏处，甚至有积极好处的感觉。”①

　　①G.罗伊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83-184页。

　　乔纳逊·伯内斯在《亚里士多德》一书中评论道：“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概念，对后来欧洲戏剧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却给人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感。他的定义很难适应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更不必提现代剧作家的作品。他们的英雄和反面角色既没有俄狄浦斯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他的显赫历史。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企图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悲剧‘理论’。他只不过是告诉在希腊舞台的程式范围内创作的同时代人应当怎样编剧（他的告诫是奠基在对希腊戏剧史的大量经验研究之上的）。”“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目的规定也显得十分奇特。他强调悲剧对观众的情感和激情的影响。但悲剧诗人总是净化观众们的怜悯和恐惧感吗？即使如此，把情感净化当作悲剧的首要功用是否合理呢？悲剧无疑有其情感作用，但也有其美学作用和认识作用”。“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用，即使它们不是他的悲剧定义的主要特征。《诗学》的许多篇幅都蕴含着对美学问题的论述，因为它讨论‘带有若干装饰的语言’以及悲剧所要求的韵节”。②

　　②乔纳逊·伯内斯：《亚里士多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0页。

　　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说：“《诗学》并没有提供一套成熟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可是它清晰地提出了至今对文学批评仍有巨大影响的若干准则。”①

　　①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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