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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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伊莎多拉整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练功。到了黄昏时分，不是诗人安斯利来给她朗诵，就是画家查尔斯带她外出，或者看她跳舞。他们两人总是设法不一起到来，因为相互之间已经有了醋意。诗人说他真不懂她怎么会跟那个老头消磨这么多的时间；画家则说他真不能理解一个聪明的姑娘怎么能跟那么个顽童相处。然而伊莎多拉在他们的友谊中都感到非常快乐，实在说不出更喜爱跟哪一个在一起。不过，星期天她总是给哈莱留着，两人一同在他的工作室里吃午饭，尝尝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鹅肝，喝点雪利酒和他自己煮的咖啡。　　一天，他允许伊莎多拉穿上玛丽·安德森的舞服，摆出各种姿势，给她画了许多张素描。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虽然经常入不敷出，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生活还比较安定。然而雷蒙德不满足于这种宁静的气氛，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了，伦敦只剩下了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二人。到了春天，他接二连三拍电报，催促她们去巴黎。于是，伊莎多拉和母亲收拾了行装，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　　离开大雾迷蒙的伦敦，到达瑟堡，正是明媚春天的早晨。在她们看来，法国就像一座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的路上，她们一直把头探出三等车厢的窗口，向外眺望。　　雷蒙德在车站上迎接她们。他留着披到耳边的长发，穿着一件翻领上衣，系着飘垂的领带。她们对他改变的装束有些看不惯，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里的时髦服装。　　他领她们到他的住所，碰到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拿出一瓶据他说价值三十生丁的红葡萄酒来款待母亲和妹妹。　　喝完了酒，他们出去找工作室。雷蒙德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便一路喊着：“寻求工作间”。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用的“工作间”一词在法语里还可以指“任何一种工场”。黄昏时分，他们终于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一间工作室，租金特别便宜，每个月才五十法郎，还备有家具。他们喜出望外，立即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房租会这样低廉，然而到了晚上就明白了。正当他们安静下来想要休息时，一阵可怕的震动摇撼着整个工作室，一切东西似乎一会儿跃向半空，一会儿又掉到地上。这样的震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雷蒙德下楼去察看，才发现楼下原来是一家夜间印刷厂，奥妙就在这里。　　一家人感到相当扫兴，但对他们来说，五十法郎可是个大数目，因而伊莎多拉提议把这种噪音当作大海的波涛声，就算是置身于海滨吧。这里的看门人供应伙食，午饭每人二十五生丁，晚饭连酒在内每人一个法郎。　　雷蒙德同那个女店员断绝了关系，专心照料母亲和妹妹。刚到巴黎，伊莎多拉什么都觉得新奇。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到卢森堡花园里去练舞，然后在巴黎到处逛，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路，并且在卢浮宫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以致管理员对他们起了疑心。伊莎多拉用手势告诉他，自己到巴黎来只是为了跳舞。管理员断定他们是无害的怪人，也就随他们便了。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打蜡地板上，滑行着去瞧底层的架子，或者踮着脚尖喊道：“瞧，这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到这儿来吧，这儿有美狄亚杀子的场面！” 　　他们天天到卢浮宫去，直到关门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虽然没有钱，在巴黎又没有朋友，好在他们一无所求，卢浮宫就是他们的乐园。伊莎多拉穿着白色外衣，戴着一顶自由帽；雷蒙德戴着大黑帽，穿着翻领上衣，飘垂着领带，看到过他们的人后来告诉伊莎多拉说，他们这样年轻，却又这样沉迷在希腊花瓶中，活像两个大傻瓜。当他们吃完云豆和色拉，喝过红葡萄酒后，又快乐得像神仙一般了。　　雷蒙德擅长铅笔画，不多几个月就把卢浮宫里的希腊花瓶都临摹完了。但后来人们把雷蒙德所画的伊莎多拉的裸体跳舞像误认为是希腊花瓶上的图案。　　除了卢浮宫以外，他们还到过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馆。此外，伊莎多拉对歌剧院前面的群像和凯旋门上的浮雕也特别入迷。每经过一处历史文物，她无不伫主观赏。得见这些曾经梦寐以求的灿烂文化，使这位年轻的美国人的心灵无比兴奋，欢欣不已。　　春去夏来，1900年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开幕了。　　一天早晨，查尔斯·哈莱忽然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室。伊莎多拉非常高兴，而雷蒙德却深感不悦。哈莱是特地来参观博览会的，此后他就经常跟伊莎多拉作伴，他是个聪明而有魅力的向导。他们整天穿越各种建筑物漫游，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那里进餐。他非常和蔼可亲，当伊莎多拉累了的时候，就让她坐上轮椅，他推着她走。伊莎多拉时常感到懈怠，因为博览会里的艺术品根本不能跟卢浮宫里的艺术品相比。不过她还是很快乐，因为她爱巴黎，也爱查尔斯·哈莱。　　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坐火车到乡下去，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她在森林里跳舞给他看，他为她画速写。　　1900年的博览会给伊莎多拉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伟大的日本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舞蹈。接连好几夜，她和哈莱为这位伟大悲剧演员高超的舞蹈艺术所倾倒。　　另一个甚至比这更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印象，就是罗丹馆。在那里，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全部雕塑作品首次公开展出。伊莎多拉初次踏进这个展览馆，站在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杰作面前，崇敬之情不觉油然而生。那时她对罗丹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每次去参观，听到有些庸俗的观众说：“这个塑像的脑袋到哪里去了？”或者“他的胳膊呢？”她便愤然回头大声呵斥：“这也不懂？！这不是人体，这是艺术，不过是一种象征，对于人生理想的一种设想。” 　　秋天来了，博览会也将闭幕。查尔斯·哈莱不得不回到伦敦去，临行前把伊莎多拉介绍给他的侄子夏尔·努夫拉。“我把伊莎多拉托给你照顾，”他说。　　努夫拉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对生活多少有些厌倦。但托他照顾的天真烂漫的美国姑娘颇使他入迷。他开始帮伊莎多拉在法国艺术教育方面补课，给她讲述了许多关于哥特式建筑的知识，还使她懂得了鉴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室，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　　在这间工作室里，邓肯夫人重振旗鼓，像孩子们童年时代一样，接连几小时地演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工作室不带卧室，也没有浴室。他们也没有床，晚上把床垫放在竹木箱上，在上面睡觉。　　努夫拉成了邓肯家的常客。有一天，他带着两个好朋友来到工作室：一个是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尼；另一个是青年文人，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特别以有伊莎多拉这样的朋友为荣，欣然把她当作美国的一个稀世之宝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伊莎多拉为他们跳了舞。当时她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圆舞曲和玛祖卡舞曲。邓肯夫人那天弹得好极了，就像男人那样坚定有力，并且富有感情，对作品理解深刻。她为伊莎多拉伴奏了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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