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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3. 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

　　叶赛宁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既有1905年革命街垒战的明显标志，又有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痕迹；既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有二月革命和专制统治的倒台，当然，还有伟大十月的“阿芙乐尔”的炮声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建设。这就注定了这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抒情诗人会经常思考一个重要问题：种种客观事件会把人们引向何处？热爱祖国、仇恨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的战争，使得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倾向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从而使他走上反映伟大十月革命真理的道路。

　　叶赛宁的诗继承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传统，抵制了形式主义的影响。当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大肆叫嚷“打倒普希金！”、“把托尔斯泰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打倒语法、连同它的变格变位，连同它的句号和逗号！”的时候，叶赛宁却能够冷静思考，把自己看作是“苏维埃方面最鲜明突出的同路人”，而且作为苏维埃俄罗斯与现实主义、人民性的强有力的中间环节出现，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在《约旦河的鸽子》（1918）一诗中，叶赛宁甚至描写了俄罗斯在革命烈火中的“洗礼”。也正是在这里他虔诚地说：

　　祖国是我的母亲，
　　我是布尔什维克。

　　然而，叶赛宁的思想认识和创作发展毕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十月革命初期的诗歌中，叶赛宁满怀喜悦的心情，真挚、热情地歌颂给农民带来了土地和自由的革命。不过，更深刻地、有意识地去理解这一历史性和社会性变革在人民生活中的全部意义，尤其是在与为伟大十月革命理想而斗争的俄罗斯农村相联系的人民生活中的意义，显然，是不可能马上做到的。外国武装干涉、反革命、围困、饥饿、寒冷，一齐袭向年轻的共和国。战争和国民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农民对城市的抱怨情绪日益增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叶赛宁表现出同情农村的“农民倾向”。然而，革命毕竟使叶赛宁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诗人。

　　《伊诺尼亚》（即《乐土》，1918）一诗的主题很能说明问题：实实在在的人间的农民天堂取代了虚无缥缈的天上的基督天堂。用宗教象征和宗教词汇唱出新的、革命的内容，是叶赛宁创作思想上的一次大的飞跃。

　　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来自农村的诗人，其美学特点之一是不脱离现实主义，同时继承和发扬民间口头文学传统与古典文学传统，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虚无主义。叶赛宁直言不讳地指出，对文化“古老根基”进行辱骂的人自己却创造不出什么新东西，所以他们才叫嚷“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踩烂艺术的花朵……”①

　　①《叶赛宁文集》，第4卷，第217页，莫斯科，1967年。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诗人，叶赛宁是从人民生活的深处攀登到诗歌高峰的。梁赞的田野，农民们年复一年早起晚归不停耕作的土地，是叶赛宁度过童年的地方。家乡那优美、迷人的迷歇拉森林，美丽的奥卡河，遍地野花的平原都是叶赛宁抒情诗思的源泉。不过，“忧郁”似乎是他抒情的基调，他早期的诗就是如此。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他把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人性的极大灾难：

　　横尸遍野，
　　城市和农村在燃烧，
　　道德根基在动摇，
　　就连亲密的朋友
　　也把我当长靴筒磨刀。

　　（1915）

　　叶赛宁诗歌的戏剧冲突首先是由于诗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所造成的，那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他创作的戏剧冲突是现实生活本身的深刻反映。叶赛宁的许多抒情诗，就实质来说，都是关于自己与历史、自己与时代的对话，真所谓既有“冷静头脑的记录”，又有“苦涩心灵的倾诉”（普希金诗句）。他所思考的常常是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生与死，革命与农民，俄罗斯历史，个人与全民的命运。就“吐露心曲”的坦诚程度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超过叶赛宁”（叶夫图申科语）。而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反映，叶赛宁同样是极其坦率地承认：

　　脸贴近脸
　　面容难辨，
　　大事远距离才看得见。

　　这是符合生活经验的真理。当时的“大事”就是“平静的海面已经沸腾”，而“航船面临着覆没的危险”。可是：

　　在宽阔的甲板上，
　　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跌倒，
　　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怨言？

　　这历史的象征意象使读者看到了人们抱怨、颓唐和沮丧的情绪。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抒情主人公说道：

　　当时，我本人就处在
　　这粗野的喧嚣声中，
　　尽管对职责十分清楚，
　　还是下到了大船的底舱，
　　为的是不看人们的呕吐。

　　（《致一位女子的信》，1924）

　　“这底舱便是俄罗斯的酒馆。”主人公仿佛抛开了世间的一切烦恼，狂饮一杯杯苦酒，“在纵酒烂醉中自我摧残”。

　　在20年代苏联困难时期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这一时代背景下，叶赛宁创作了一些反映颓唐情绪的诗篇。用诗人崔宾的话说，这些诗体现出叶赛宁的“诗意心灵”与“散文生活”的尖锐矛盾，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叶赛宁称为“俄罗斯诗歌中最后一个伟大浪漫主义者”。①叶赛宁敏锐地感觉到个人与社会的根本冲突：“我现在很是忧伤，历史正经历着一个扼杀活人个性的痛苦年代，正在进行着远非我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②对世世代代备受压迫的农民满怀同情使叶赛宁迷住了眼睛。要知道，叶赛宁经历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而又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时代，他像许多人一样，也曾“晕过船”啊！

　　①崔宾：《时代照亮的话》，第121页，苏联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
　　②《叶赛宁文集》，第5卷，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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