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43)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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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他写完这个剧本后，寄给电影联合会的审查机构——道德联合会布林办事处，收到的回复是禁映。理由是“有几段故事里，凡尔杜控诉了‘制度’，并且抨击了目前的社会结构”、“凡尔杜在好几篇讲话中都大肆吹嘘了他那些罪行的道德价值”、“故事有一些地方表现了淫乱的恶劣的趣味”、“剧本中涉及救世军的地方，我们认为可能开罪属于这一团体的人士”等等。回信说，布林办事处想与卓别林讨论一下，希望电影故事既可以符合电影法规的要求，又不致严重地损失了娱乐价值。　　于是，卓别林去到布林办事处，指出剧本中没有“淫乱”的描写与镜头。对办事处一个年轻人说“你抨击社会和整个政府”的指责，他作了反驳，“要知道，政府和社会毕竟都不是无懈可击的，也不是不容许人批评的，对吗？”布林先生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别再把那个姑娘写成一个妓女了吧，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剧本里都有一个妓女。”老实说对这点雷同，卓别林倒感到发窘。他答应绝不突出这个情节，又对剧本作了几处小修改，终于通过这一关。　　《凡尔杜先生》拍完后，先为道德联合会的成员试片，他们代表了审查团和各宗教团体。放映完后，大部分人怒形于色，只是在布林先生快刀斩乱麻的坚持下才又通过这一关。　　他将《凡尔杜先生》制作好，在好莱坞为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等朋友放映。他们看完后，站起来鼓掌足有10多分钟。这样，他信心十足地赴纽约主持新片的初映。　　在那里，他受到各国记者的欢迎。但受到为数不少的记者和天主教退伍军团的刁难、反对，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逼问卓别林为什么不入美国籍？卓别林说：“我认为无需改变我的国籍，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可是，你是在美国赚钱。”卓别林笑道：“如果您要算帐，可得把问题谈清楚。我做的买卖是国际性的，我的收入75％来自海外，美国从这些收入中大大地抽了一笔税。可见，我还是一个花了大钱、应当受欢迎的旅客哩。” 　　退伍军团的人又说：他们这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登陆反攻德军的人，对卓别林不做美国公民感到愤慨。卓别林正色言道：“我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儿，在巴顿的第三军，在最前线。可他们并没像您这样发牢骚，或者夸耀这事。” 　　有个记者记起，大战期间卓别林曾致电美术大师毕加索，要求发起抗议美国纳粹分子驱逐反法西斯作曲家艾斯勒的运动。这个记者心怀叵测地问卓别林，是否知道艾斯勒是共产党，说他喜欢共产党员。　　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围攻，在场的作家吉姆·艾吉挺身而出，指责他们：　　“一位艺术家，他给世界上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使我们对小人物有了这么深的了解。可是所谓的美国报界代表，却这样嘲笑他，还故意要大家仇视和欺辱他。这样，他会作何感想呢？” 　　好友玛丽·壁克馥、专栏作家威尔逊、作家兼演员唐纳德等人，与卓别林、乌娜一起出席了初映式。电影散场后，夫妇俩招待150位客人夜宵。卓别林看出来，席上有几股对立派，气氛显得紧张：一些人表示厌恶这部片子，只有少数人表示喜欢它，这在他以前的新片初映式上从未有过。唐纳德忿忿不平地对卓别林说：“查理，他们这些杂种，是要利用你的影片搞政治呀。其实，这部电影是你的成功之作，它是观众们喜爱的。” 　　唐纳德的评价是客观的，《凡尔杜先生》在战后为银幕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不失为一部精品和卓别林的代表作之一。　　《凡尔杜先生》在纽约上映后，连续6周卖座较好。但后来影院售票处的生意逐渐清淡，与以前相比简直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他觉得在他所拍的影片中，《凡尔杜先生》是很能显示机智与才华的一部。他向联美公司的职员询问个中原由，他们告诉他：“你拍的电影在头几个星期卖座好，是因为去看的都是你的老影迷。往后再去看的就是一般观众了，老实说，报刊上已经连续攻击你好多年了，一般的观众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到后来卖座就差了。” 　　然后，他们拿出了几份报纸：“瞧，全国各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报道。”其中一张报纸上的照片，画面是新泽西州一家影院放映《凡尔杜先生》的情景，该州天主教退伍军团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纠察队员们举着几块标语牌，这样写道“卓别林是同路人（意即赤色分子）”、“不能让卓别林长期喧宾夺主”、“外国佬滚蛋”。　　卓别林定睛一看，照片上的影院外边并无一人买票，而退伍军团在布置纠察线。他的幽默感又出来了，笑道：“这明明是在清早五点钟拍的嘛。”事实上，在那些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影片的票房情况都很不错。但是后来，退伍军团把恫吓信发到那些轮流放映《凡尔杜先生》的大影院，威胁老板们说，如果哪个影剧院上映一部卓别林的片子，或是他们所反对的其他电影，他们就要连续抵制那个影剧院一年。结果，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马上传来消息，说一些影院头一天上映这部片子卖座极佳，但受到恫吓第二天就停映。　　那一次去纽约，是卓别林心情最抑郁、忿怒的一次，起初全国各地轮映制的影剧院都来订片子，后来联美公司每天都收到几份取消影片订单的通知。与此同时，报刊的攻击不停，还有几位参议员在参议院攻击他。有的评论家如本来较有见识的耐特，竟把《凡尔杜先生》称为“可能是从有电影以来最不合群的一部影片”，说卓别林“厚着脸皮想用他的实用的非正统的道德观，使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居然理解不了卓别林是在呼吁人们要有健全的道德观。　　这样不遗余力，公众似乎被煽起了一种敌视情绪：这个人来美国这么多年，挣了这么多钱，还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并从事非美活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股谣言四起、猜忌敌视的潜流，和公开诋毁、无情打击的浪潮交替冲击下，《凡尔杜先生》没有达到卓别林预计的1200万的收入，在美国的总收入几乎还不够支付摄制费用。卓别林这棵大树的根基一动，联美公司的日子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1947年开始，对电影界进行调查，把矛头对准进步人士。事实上，1941年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曾获得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等三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未能获取，就是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暗中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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