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屈原与荆楚文化传统
作者：申华岑
也许缘于上述的原因，屈原自沉清流的爱国壮举更多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的诠释，屈原昭示后人的典范人格中的民族文化底蕴，却因此被忽略淡化了，从而使屈原高高地站在神坛之上。事实上，一个最伟大的人格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也只有他最充分的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才可称之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班固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关系。本文试从屈原的性格形成和荆楚地域文化关系上，解读屈原怀石自沉、以死殉国的伟大人格之地域文化因素。
一、楚人的艰难创业史和执著进取、九死不悔的民族精神
楚，古国名，是我国先秦时代最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之一，楚贵族为芈姓，始祖鬻熊，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他们在夏商时期往南方迁徙，一直到周代初年，鬻熊重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于 “楚蛮”之地，楚人才得以安身，然仅有方圆百里。环楚各国占尽了良田沃土，楚人被蜷缩在山地与平原之间，崇山峻岭，荆棘丛生，地僻民贫，其地理自然条件比中原地区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献记载的“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则是早期楚君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左传》记载楚灵王时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赴草莽。”筚路蓝缕的苦志，正是荆楚文化兴起的原动力。《晋书》载：“蚡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熊绎时代约为公元前一千年，从熊绎到蚡冒，前后约二百多年，筚路蓝缕的精神一直贯穿其间；从熊绎到灵王，前后约四百多年，楚国的臣民依然缅怀筚路蓝缕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楚国由一个古老氏族的百里小国，发展为强盛的奴隶制王国，又发展为广大的封建制王国。它疆域广袤，整个南中国到处有楚国军队的军旗飘扬，其最远所至，东到大海，北达黄河，南据洞庭苍梧，向西抵达滇池；它声威日彰，跻身春秋五霸，名列战国七雄；它光辉广被，成为南国文化的集中代表。究其因，楚人的血液中有熊绎、若敖、蚡冒筚路蓝缕、拓拔草莽的韧性精神的因子，使楚人具有励精图治、发奋自强、执着进取、顽强勇敢、坚忍不拔的基本精神。楚民族的这种气质和性格，在屈原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诸侯各国争斗最为激烈的时代。诸国之中，秦、楚、齐的实力最为强大，当时“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一》）的政治格局，对楚国来说，既是严峻危急的，又是一个实现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良好机遇。屈原从宗族感情和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出发，主张内修法度，联齐抗秦，然而屈原出色的政治才能，遭到以上官大夫、靳尚、子兰之流为首的亲秦派的嫉恨；所提出的“举贤授能，循绳墨不颇”的政治措施又侵害了贵族大臣的利益，为保护集团私利，他们从中百般阻挠、千方破坏；怀王、襄王又都昏聩不明，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屈原。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政治环境下，屈原仍不放弃他的“美政”理想而苦苦追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正是他坚定地追寻理想、九死不悔精神的表白。览阅楚人历史，不难发现持有这种精神的个体，并非屈原一人。卞和不惜两次刖足献玉的执著精神是楚人韧性刚毅的写真。这个故事最早见于《韩非子·和氏》篇，韩非是战国后期人，楚人和氏当为春秋初年人氏或出生于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博闻强记的屈原一定知道卞和其人其事，赤诚为国之心与执著献宝之举相得益彰，可见，这是楚人的民族根性所至。
古来史家往往把楚民族这一刚勇执著进取的性格气质和荆楚的“荆”字联系在一起。“荆”就是这种基本精神的代名词。扬雄就说：“包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晋书》曰：“荆，强也。言其气燥强。亦曰警也，言南蛮数为寇叛，其人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也。”可见楚人性格基本精神中的“悍、强、刚、劲”是历来都公认的。
二、爱国情怀与国殇精神
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的最高情感深埋在楚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这一片沃腴的土壤里，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事关国家荣辱的抉择面前，楚人从君臣到百姓，无不表现出以国家利益荣辱为重，轻个人生死得失的大胸襟、大气魄。
楚之臣大都视国家的荣誉，高于个人的生死。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偷生。楚康王时，令尹襄为吴师所败，引军自还，自尽于途中，临终之际嘱咐子庚一定要修筑郢城。
楚之君也很以社稷为重，较为平庸以至昏聩的楚君，也不敢做丧权辱国之事。楚共王有鄢陵之败，临终前要求大夫在他死后加上“灵”或“厉”的恶谥。暴虐的楚灵王听到政变发生的消息，惶然不知所从，右尹子革建议他逃亡别国，他拒绝并说这样只会自找没趣，竟只身走向郢都中途自缢。昏庸如楚怀王，遭秦国软禁，宁客死他乡也不肯以捐弃国土为代价换取一己自由。仅凭这一点，他赢得了几代楚人的怀念，以致秦末起义楚人拥立的楚王仍称怀王。在爱国的天平上，楚人表现出了惊人的贵贱平等。既使是国君，一旦刚愎自用，不听谏诤而致战争失利，臣下也可加以惩罚。《左传》庄公十九年：“十九年春，楚子御之（指御巴人伐楚之师）大败于津。还，鬻拳（楚主管城门者）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与踖陵。还，及三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经皇。”只有君臣都置根于对社稷江山的钟爱挚恋土壤中，才会有如此的悲壮之举。
楚之民的爱国事迹更是一篇篇可歌可泣、动地惊天的书写不尽的诗章。不妨择其一例，在秦楚的最后决战中，公元前278年春，秦将白起率最强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们万没有想到他得到的是一座空城。在这场巨变中，楚人有逃亡和战死的，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的，受伤被俘的两名士兵也选择了火堆和嚼断舌根不肯泄露楚钟鼎鬲樽的埋藏地点。楚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楚民族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屈原，亲闻、亲见、亲历了这桩桩件件。他的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便是适应楚民族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的需要，与其说屈原作楚辞以抒爱国情怀，不如说是楚辞体现、张扬了屈原和楚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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