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琦君的小说创作
作者：戴 惠
一、琦君小说的创作来源
1、文学底蕴
琦君的小说与《红楼梦》存在着广泛、内在而又深刻的渊源关系，它的生成除了直接受益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审美意识外，《红楼梦》这个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也不可忽视。《红楼梦》对琦君的小说来说，它在个性解放、悲剧精神、女性形象塑造和叙事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原型和示范的作用。
琦君酷爱《红楼梦》，12岁就学着《黛玉笔记》笔调写了《碎玉记》，后来又将《红楼梦》和《海滨故人》熔为一炉，创出中篇小说《三姐妹》。再后来又受到王国维的影响，她说：“读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好像又进入另一种境界，想探讨人生问题、心性问题。”“那阵子，我变得痴痴呆呆，无限虚无感、孤独感。”（注：琦君：《三更有梦书当枕：我的读书回忆》，《琦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看来，《红楼梦》的虚无思想对琦君也有影响。还有在一些女性形象属于《红楼梦》的王熙凤同一“家族”：琦君《橘子红了》里的二太太。
2、早年家庭生活感触
童年生活经历对每个人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都起着巨大的影响，而对于作家，早年的生活际遇在经过时间的过滤之后，那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幕则会慢慢积淀，成为作家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渗透到作品中，并影响着作家创作思想的形成。琦君出身于知书达礼的书香门弟，由于父母早逝，她自小就在大伯家长大，与大妈（即琦君笔下的“母亲”）的感情相当深厚。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份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泉源。她笔下的母亲形象是中国传统旧社会里典型的贤妻良母，善良无私、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充满了“母心、佛心”，而这显然不是作者着力表现之处，她无意于歌颂母亲的伟大，琦君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她从女性的角度去表现母亲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的创痛，写她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
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妇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的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这才是琦君写得最铭心刻骨、最叫人难以忘怀的。
3、现实生活工作的感触
琦君在法律界工作多年，看尽了坏人做坏事、好人做坏事的人生百态。死刑犯也有极大差异，琦君怀着悲悯之心，曾经说过“杀人的动机有时是可以悯恕的，对善恶、是非提出，除了约定俗成的一般规矩之外，尚有更深层的考量。”因此，我们在她的笔下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好人，也见不着一个彻底的坏人，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一对矛盾，而变得难辨难分，复杂暧昧。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细细玩味了。《失落的梦》中的一对神仙眷属却被纯洁而痴情的孤女介入；《永恒的爱》写了一往情深的女子嫁给得了不治之症的男子，照顾他一生一世的故事；《长相忆》里一个早已订婚的教授，却在多年后与女学生之间发生了一段师生恋……在这些作品中，琦君充分发挥了她善于挖掘优美人性的特长，她对笔下的人物是宽容的，着力表现他们“善良的灵魂”。因而我们从琦君那儿看到的爱情多是纯净、超脱、带着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滋味，这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追求——从现实中取材，再从现实中升华理想。
二、琦君小说的特色
1、叛逆意识
琦君小说的故事，只有在从前中国旧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多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乱源。汉朝吕后残害戚夫人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说《金瓶梅》西门庆的众妻妾从头厮杀到尾，留给我们一幅最生动的中国“封建家庭”浮世绘；李瓶儿与尤二姐都是做小妇的典型悲剧人物，中国家庭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难怪“五四”以来，进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对象就是中国人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鲁迅的《伤逝》、萧红的《小城三月》、巴金的《家》、张爱玲的《金锁记》等，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悲剧，看到了子君、梅芬、鸣凤、长安等鲜活的生命如何被吞噬。琦君用她那含而不露、怨而不诽的手笔为我们谱写了一代弃妇的挽歌，为那个逝去的时代造像。她的故事中或许没有许多反封建作品中的激烈与悲愤，但无声的控诉更能催人泪下。《橘子红了》写了三个女人的悲剧，除了二太太稍显泼辣，大妈和秀芬均是传统社会弃妇的典型。大妈为了让大伯回心转意，自作主张将佃农出身的秀芬娶进家门充当产子的工具，大伯回到乡下，并与秀芬圆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后，给大妈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4个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个弃妇。秀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丈夫的淡漠、大太太的呵护、命运的摆布，她无力和这不公平的世界抗争，因为她明白“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然而大伯的兄弟六叔的出现，使她几近枯死的心灵重新复活，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若在现代社会，这对有情人定会终成眷属，然以当时的社会伦理，这段爱情必须以悲剧收场。怀孕后的秀芬，顿时成了不能生养的二姨太的最大威胁，她匆匆忙忙从城里赶到乡下，原本对她心存畏惧的秀芬为躲避二姨太的骚扰，不幸小产，抑郁而终，在还没来得及喊出控诉的声音，便象尘芥一样被扫出了这个世界。
当年轰动一时的反封建的激进故事，现在没有人记得多少，可琦君写的这个真实故事，用隐而不露的曲笔把中国封建家庭中妇女的痛苦写得如此深刻，令人难忘。同时，小说中正派人物对自己发妻不自觉的残忍，显得尤为可怕。作家白先勇说，“琦君是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本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
2、女性小说的共性的体现
女性小说的共性的体现与男女两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对女性而言，有关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等领域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狭窄的生活空间不仅深深影响了她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感受方式与话语方式，并且决定了她们作品的结构形式，她们无法选择歌颂沙场征战、英雄壮举的史诗等文学体裁。而小说适合描写女性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它属于缘于诸如日记、日志、书信等女性谙熟的写作类型，井带有一定自传性质，便于女性掌握使用。
琦君小说与其他女性文学一样，都带有某种“私人化写作”的倾向。她的故事多是有其真人真事的，而作者自己也会于不经意间走入她的小说世界，和角色一同感受爱与痛的煎熬，和读者一起解读那个时代。因此她的小说被染上了浓重而鲜明的自叙传的色彩。
3、细密动人的美感
琦君无愧于“才女”称号，小说笔法细腻婉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极浓的书卷气，显示其闺秀风范。她善于抓住人物的眼神及心理活动深入开掘，如《橘子红了》中，“在搖曳的灯影里，他的眉眼妩媚动人，但又似有一丝闪烁的泪光。他心裏在想甚麼呢？难道她还是在一心一意地等待她那个未见面的丈夫——我的大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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