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评刘震云以故乡为题的两部长篇小说
作者：张亚璞
这个历史世界是反常的，反常的世界反倒轻而易举地呈现了正常的形而上的主题，“我”便把“庄严的历史庸俗化”，把颠倒的历史再颠腾过来，去展现权力意识形态的荒诞。曹操比袁绍高明的地方在于更会哄骗威吓百姓，更不在乎百姓生死，而朱元璋在此比其更甚，一场荒唐盲目的迁徙，二十万人死掉十之七八，却成为他炫耀的政治功绩，是对历史流传的“成王败寇”、只以成败论英雄的庸俗价值观的强烈反讽，慈禧太后与瞎眼沈姓太后之间的戏谑，历史的荒诞比比皆是，现代文化乐观地认定历史的发展轨迹是螺旋上升的，历史是在不断进化的，而刘震云则注意到历史的昨天与今天的某些相识性，即某些历史的特征总在循环复现，无论何朝何代，权力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还在继续，民族的生存状态还在延续，这里的生存状态不仅指物质生活，更侧重于精神生活，改朝换代，历史的前进并不代表人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这两部作品所表现出的历史意识是相似的，只是时间跨度与表现方法的不同，而且这种历史意识与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新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梁公在其“新史学”中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之旧史学的四大病源：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故生二病：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家史，并简明论述了新史学中的历史范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而刘震云则以文本的形式把历史文本化，以群体为历史主角、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去再现历史，别出心裁的以戏谑手法再现了历史不断循环的荒诞性，中国之旧史学病端对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故乡相处流传》中，暴力死亡主题以形成权力话语的构建方式表现出来，这样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漫画式的反讽，从而淡化了在《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血淋淋的屠杀场面，但从另一个角度增加了作品嘲讽权力历史的效果。暴力死亡主题在海明威笔下，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海明威站在个人心性的道德价值立场，来表现人丰富的精神力量，发掘人类无穷的力量和信心。而在刘震云的这两部作品中，暴力死亡则成为权力屠杀人的工具，在这种屠杀下，人变成了一种历史符号，精神匮乏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人性的缺失，论为一种兽性的变异，精神贫穷与物质匮乏成为了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这时，刘震云站在社会公正的道德价值立场，与《故乡天下黄花》的暴力主题形成了一种互文，表现出一种对东方式的暴力美学的解构。
刘震云的作品昭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实：一些根本性的现实感，恰恰无法通过现实材料来完成，而要通过非现实的虚拟的情景来完成。
张亚璞，女，河南省平顶山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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