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评刘震云以故乡为题的两部长篇小说
作者：张亚璞
一
从叙事视角来看，现代叙事学与视角相关的有两大重要概念：叙事视点和聚焦化。叙事视点是指叙述人站在何种角度，以什么方式来叙事的，“聚焦化”这一术语最早是由genette于1980年提出，它是用来区分在故事中所表达的叙述者的声音和故事中所描绘的人物的观点（vision），根据聚焦化的不同类型，叙事语篇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非聚焦化叙事：叙事者是无所不知的，叙事视角大于人物的视野。（2）内部聚焦化叙事：叙事者的视野有限，可描绘出人物的所见所思，等于人物的视野。（3）外部聚焦化：叙事者只能写出人物所见的客观状况，对人物的所思，则不能刻画出来，小于人物的视野。在刘震云的这两部长篇作品中，作者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类型，《故乡天下黄花》以外部聚焦化叙事为主，《故乡相处流传》采用的是非聚焦化叙事与内部聚焦化叙事互为交错的叙事方法。
长篇小说处女作《故乡天下黄花》叙事视角使叙事人游离于历史故事之外，对历史的叙述经营起一种不受历史变迁影响的因素，如居身其时的客观性。在文本的历史叙述中，小说特意选取了民国、抗战、土改、“文革”四个最能代表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时期，以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最小的权力单位：村组织为叙事基点，展开了一种东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历史更替。这种变迁和更替以政权的更替表现出来，而且在文本中出现的人物从来不是为了某种理想信仰、或神圣的使命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即使是在抗日战争中，孙屎根和李小武参加八路军和中央军，也不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从人生最基本的欲望出发，去夺取最佳的生存地位，因而对权利的争夺和运作构成了文本的焦点空间，投射出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的隔膜与对立，以及在二者存在隔膜情况下，用民间意识形态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民间意识形态，二者在历史必然要求下合二为一时所产生的荒诞，是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具体为民族民间文化精神缺失下的荒诞。
由于采用外部聚焦化叙事，在《黄花》中采用反人物典型化的方法，淡化人物形象，把人物淡化为一种文化积淀的无意识表现。以人物对权力的态度大体把文本中的人物分成两类，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一类是以各种方式接触到权力，当上人物头的人，如孙殿民、李老喜、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卫东、卫彪、以及李小武、孙屎根、路黑小、路小秃、李葫芦等，另一类则是人民老百姓，如老冯、老得、小冯、小得、牛大个等，其余人物则属次要人物，本文暂不评析。在文本中出现的广大百姓则出奇的麻木不仁，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全无辨别能力，日本人要对他们进行屠杀，机枪架起来了，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两派斗争需要他们当炮灰，他们就义无返顾地冲上去，他们只不过是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历史符号。而那些能当上官的人物头们，他们无不从人民中来，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领悟到民间历史文化的精髓，在中国民间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元曲《高祖还乡》及《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不是在大力宣扬无赖式的游民帝王文化和残暴野蛮的暴力美学，不是歪曲历史，弘扬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就是鼓吹实用主义与投机主义的生存哲学，使人民沉浸在历史的阴冷和残酷中不能自拔，而他们却吸收了民间文化的无赖性格，为了自己获取最佳的生存地位谋得便宜，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强装民众欺世盗名，尤其是在“翻身”土改运动章中，赵刺猬与牛大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度的贫穷，使赵刺猬义无返顾的投身土改运动，在运动革命中歪曲事实的欺瞒蒙骗，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明杀明抢，获得范工作员的青睐，当上村长却鱼肉百姓，再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游民文化无赖式的反社会性及政治上的利己性，而牛大个则处于在李家为举报李家而心里内疚不是滋味，出了李家则为自己的举报得意并积极举报为举报盲目尽责的荒诞的矛盾心理中，成为权力支配下贫困愚昧、良知尚存却完全丧失独立的主体精神的傀儡，并成为报复的牺牲品。
暴力屠杀是故乡历史的主题，在“黑压压一片”的故乡里根本找不到知识文化的用武之地，孙殿民借“三民主义”得到领导的信任：“看了它，就能当村长”，但是村长当上了，“三民主义”都被擦屁股用了，知识文化只是借来装一下门面。村里只有三个上过开封一高：李小武、孙屎根、许锅妮，这是村里的最高学历，但知识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当上军官光宗耀祖，并没有给村里带来知识文化的价值，反而因个人恩怨得失导致内讧袭击日本军失败，引来日本人屠杀村民，他们与赵刺猬、赖和尚的智慧从某一方面来说处在同一水平，人们的智慧都用在了争夺权位上，没知识文化的则用暴力仇杀解决问题。几十年来，为了一个小小的村长，引起村里不同家族几代人的恩怨仇杀，再加上日本人的屠杀，文革特有的斗争哲学所产生的革命暴力，在文本开放式的结尾中，屠杀像被加上了无限循环符号似的不断地延续下去。无论是国民党、日本人、土匪时代还是在土改、“文革”中，在农村社会最基层的地方的广大人民，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法则却没有变化，历史的意义在这里被放逐，历史的荒诞、民间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法则的荒诞跃然纸上。
二
《故乡相处流传》进一步加深了历史的荒诞。在文本中，“我”既是一个当代写字的，又是一个在千年历史轮回中的一个捏脚的，这里的叙述人“我”即可以参与情节直接发表评论，又能像第一人称叙事那样直接进入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出非聚焦化叙事与内部叙事相交错的叙事视角。完全打破了历史的时空，怪诞不经，作者以“在曹丞相身边”、“大槐树下告别爹娘”、“我杀陈玉成”、“60年随姥姥进城”四个章节讲述了曹操袁绍之争、朱元璋移民、慈禧下巡和太平天国失败、58年大炼钢铁和60年自然灾害这千年中的几件历史政治大事，以人们的具体生活情景婚恋、世仇、瘟疫、迁徙、人际间的微妙变化和轩然大波、衣食住行等替换了在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战争、政治、变革、王朝溃败等令人眩目的时代风云变幻情景，在这千年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就是同一拨人，这个朝代死了，下个朝代活了，甚至连名连姓都不改，除了身份的变化，时空的变化，一切差别在这里都消失了。对于个人来说，没有选择，当初一国丞相沦为猪狗一样的人，前朝的柿饼脸姑娘脱生成慈禧太后，干什么都一样，都天经地义，对社会来说，时代的变化也毫无意义，因为所谓的变化其实都是假象，不过是时间的流失罢了。丧失理想和意义，剩下的只有“人本主义”。我们这些在历史中习以为常的人，在这些文字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它们将我们阻隔在历史的情景之中，同时又打开历史的大门，让我们去看一段一段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景况。在经过长久的注视后，陌生感渐渐消失，荒诞的背后却是无法回避的真实感：这便是人类的存在——这种存在隐藏在历史文本背后，而这就是其最本质性的存在。
曹成语重心长、故作深沉地说：“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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