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人间喜剧》中的欲望描写
作者:李赐林
男人的色欲危害家庭和社会,令人愤慨,女人的淫荡,同样令人发指。《贝姨》中的玛弗赖太太就是一个居心叵测的暗娼,她一面作乐一面弄钱,而且有丈夫替他招蜂引蝶,夫妇俩狼狈为奸,有计划地卖淫。玛弗赖太太当着众人的面时,又天真又纯洁,又庄重又聪明,又有风情又有异国情调;但没有人的时候,她的作风比娼妓还大胆,精灵古怪,花样百出。她有一套独得之秘的温柔功夫,凡是她勾上了的男人都被她弄得服服帖帖!她一度同时弄上4个男人,一个个都被她耍弄得团团转。她的淫荡使得好几个家庭倾家荡产,最后真相暴露,她自己也被那个嫉妒的情夫巴西人蒙泰斯用一种奇怪的慢性毒药毒杀了。
对金钱的贪婪是商品经济社会中一种最突出的情欲,《人间喜剧》中对金钱的贪欲的描写也最突出。高布赛克(《高布赛克》)、柯内留斯(《柯内留斯老板》)、葛朗台(《欧也妮·葛朗台》)、尼古拉·赛夏(《幻灭》)、“羊腿子”比多(《公务员》)等都是贪婪的吝啬鬼。其中高布赛克、柯内留斯和葛朗台是三个金钱欲极其强烈的守财奴。高布赛克是一个病态的守财奴,他以高利贷方式盘剥他人,还常常趁人之危,勒索钱财。他一生不知道世界上有生活、有幸福,只知道有金钱,他是金钱的化身。他生活寒酸,极端吝啬,镏铢必较,死后却留下了一笔巨额财产,而且在他的保管室里藏放着各种各样腐烂发臭的和尚未腐烂发臭的食品;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家具、银器、烛台、绘画、精致的版画和古董,还有一本似乎不该放在那里的书,打开一看,里面都是1000法郎一张的钞票。高布赛克完全成了金钱和物的奴隶。银器商柯内留斯更是一个古怪而悲惨的吝啬鬼,他拥有巨额财产,却和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偏僻阴冷的住宅里,过着清苦的物质生活。他因过度担心自己的钱财被盗,竟患了夜游症,常常白天担心自己的财宝,晚上患夜游症就将这些珍宝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他家里几次大的失窃,共失去了130万埃居(约合2600万法郎)财宝,他为此还冤死了好几个年轻学徒。他患夜游症被证实后,更加害怕自己藏起的这笔财产被人偷走,竟至恐惧得割喉自杀。柯内留斯对金钱的贪欲所造成的祸害令人恐惧。葛朗台同高布赛克、柯内留斯一样,是一个对金钱极端吝啬和贪婪的吝啬鬼,但他似乎更有力量。他生财有道,既放高利贷,又经营种植园,还搞商业投机和证券交易。他机智狡诈,用心细密且装愚作假,使买卖中人也受他的愚弄;一些资产者都奉承他,希望娶他的女儿,他多方利用这些人为自己服务。他以200个金币起家,后来发到1700万法郎。他极端吝啬,家里每顿饭的面包和方糖、每晚点的蜡烛,都由他亲手发放;妻子病了,他首先想的是请医生要花钱。他是家里的暴君,善良的妻子和纯洁的女儿平时不能多花一分钱;当女儿把6000法郎体己钱送给恋人作经商本钱时,他勃然大怒,竟然将女儿禁闭起来,害得妻子因惊吓,生病身亡;妻子死后,他立即请公证人来家里立了字据,叫女儿放弃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葛朗台对金钱的欲望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心里只有钱,没有其他。当女儿在放弃继承母亲遗产的申明书上签字之后,他激动得几乎发晕,突然把女儿抱住说:“好孩子,你救了爸爸的命”;他临死时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葛朗台被金钱欲扭曲,丧失了人性,毁掉了妻子和女儿的幸福。
金钱欲膨胀的人,往往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攫取金钱,上述三位守财奴就是如此。但是,《人间喜剧》中还有更明目张胆地掠夺财富的坏蛋。银行家纽沁根男爵(《纽沁根银行》)搞假倒闭大发横财;菲利普(《搅水女人》)用挑起决斗的方式杀死了企图强占他舅舅财富的恶棍后,不管母亲和弟弟,独占了舅舅的遗产;泰伊番(《红色旅馆》)靠杀人越货起家,发迹为百万富翁;苦役犯伏脱冷(《姻花女受辱记》)与政府做了一笔肮脏交易,获得30万法郎的现金,还当上了巴黎警察厅的副警察署长,等等,都是不但要受道德谴责,而且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掠夺行为。此外还有戈安得兄弟强占大卫的发明成果(《幻灭》),杜·蒂耶坑害旧主人(《赛查·皮罗托盛衰记》),拉斯蒂涅出卖朋友(《纽沁根银行》),夏倍上校夫人和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侵吞丈夫的财产等,也属此类。巴尔扎克对这些丧失人性情感的、贪婪成性的拜金狂的批判,旨在呼唤人性的复归。
除了上述过分的欲望外,《人间喜剧》中还描写了邦斯先生的收藏癖(《邦斯舅舅》)、贝姨的嫉妒(《贝姨》)、冈布勒迈对儿子的溺爱(《海滨惨剧》)等过分的情欲。在《驴皮记》中,巴尔扎克还通过瓦朗坦的形象,对人的欲望作了整体性的反思。“你要长寿么?那你就该清心寡欲……你想快乐么?你有欲望么?那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人间喜剧》第20卷)可见,巴尔扎克之所以醉心于描写偏执狂,就是要证明人类必须把欲望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绝对不可以放纵情欲,哪怕是人们认为是美德的欲望。因为诚如作者在《贝姨》中所说:“把高尚的情操推至极端,其结果与邪恶的结果一样。”巴尔扎克描写人的欲望的作品,在物欲横流的19世纪上半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今天,仍然能给读者以教益和警示。
李赐林,湖南邵阳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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