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杜诗看古代士大夫的人文精神
作者：阙明坤
一、中国古代“士”的精神追求
《周礼·东官·考工记第六》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随着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中衰，道家名士（如阮籍、嵇康）和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期，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知”。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倡导“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
钱穆先生很重视中国的知识分子，据考察，他提出，士是中国四民社会之一流品，“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孔子的兴起是“士”这一流品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钱穆先生认为孔子是中国“士”流品的创始人，自秦汉至清，孔子被奉为“士”之至圣先师，历代楷模。中国古代的“士”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孔子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孔子以后，诸子百家兴起，士可以预闻政治、参加政府，士流品自此得势。但参加政府只是士特殊政治属性的体现，其实，士承担着文化使命与指导政治的双重责任。钱穆先生近而提出“士统即道统”的历史文化观念，士的最基本品性即是孔子所规定示范的：“士志于道”，意即士是道的承担者与实践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所讲的道字，不仅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实，而还包括一个价值理想在里面，“士志于道”的“道”强调的是价值意义、整全意义、人文意义。士的职责在道，或曰“志于道”，这是“士”之身份资格的主要规定与本质属性。孔子的弟子曾参发挥师教，对“士志于道”的精神加以阐释，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所谓“士志于道”，亦即谓士的职责在于发挥人文精神、维护人生价值、实践人生理想。“志于道”一直是中国士人的价值方向与人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肩负道义，承担责任，这就是中国古代“士”的一种共同精神。
二、杜诗蕴涵的“士志于道”精神
品读杜甫的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见杜甫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士”，杜甫一直坚守“士志于道”的人文精神，且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儒学理想。
1、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他自幼苦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的影响，平生之志乃通过当官来行儒家匡时济事之道，贯穿杜诗始终的主题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人生价值观。
杜甫一生辗转穷困，满载希望，也经常失望。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无论怎样落魄潦倒，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以臣的身份辅佐国君。安史之乱爆发，在避难途中杜甫为叛军所俘。后听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立刻只身前往，冒死逃至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忠君报国，奉行“为官济事之道”的入世精神依稀可见。杜甫诗歌中有很多流露其内心世界的诗句，譬如“窃比稷与契”（《咏怀五百字》）、“时危报明主”（《江上》）、“忧国愿年丰”（《吾家》）、“毫发裨社稷”（《客堂》）、“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春陵行》……这些都表现了诗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追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杜甫以稷契自许，表明希望做稷契一样的贤臣良相，辅助人君治理天下，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足见其经世之志。杜甫始终怀着入世的思想，执著的求索国治民安的路径，虽屡遭挫折而不改“葵藿倾太阳”之本性，他以“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政治激情，时刻关注政局动向。
2、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的现实关怀，也是他的终极关怀，这句诗是对杜甫诗作最精辟和最真实的写照，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他的内心世界，始终牵挂着天下大事，国计民生。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表现为儒家特定的“忠君”“致君”思想，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注的忧患意识。
其一，“忠君”“致君”思想。安史之乱中，当杜甫从长安叛军的围困中逃出时，并不是先回家看望家小平安与否，而是历尽艰辛，冒险投奔在凤翔的肃宗，希望在国难当头之时尽忠报国。当他获得进入朝廷的机会后，一直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春宿左省》中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第二天要向皇上进言，他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安稳，其严肃认真的责任心由此可见。即使流落民间，杜甫也“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吾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王庙》），其赤忱之心、忠君之志显露无遗，实在让人叹服。儒家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无论在位不在位，无论穷与达，都始终以关心国事民瘼为己任。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评价道：“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的儒家要求。
杜甫还在诗作中对恢复大唐盛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反诛求、倡俭德、反开边、开谏路、抑藩镇、重农桑、远佞臣等。“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宿花石戍》），“上请息甲兵，下请安井田。”（《湖江宴裴二端公赴道州》）等等诗句就表明了杜甫忠君致君的心声。
其二，忧患意识。叶燮《原诗》曰：“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君爱国、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此言一语中的。杜甫“进亦忧，退亦忧”，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历坎坷，历经沧桑，后半生穷困潦倒，与黎民百姓接触密切，对朝廷的腐败、政治的黑暗、贫富的不均、人民的苦难都历历在目。
杜甫一生的创作都围绕着忧民忧国的主题，安史之乱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诗中都有反映，就是在成都，当他的草堂被大风和水害破坏，一家老小无以栖身的窘境中，他还担忧广大劳苦大众。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幻想有一天，天下的寒士能住进温暖如春的大厦，欢颜度日，自己宁愿作出牺牲。为解脱天下人的不幸，而宁愿自己承担不幸，这就是壮怀一腔忧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广大民众的苦难忧乐，都始终是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他始终都在把自己融入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之中，始终都在抒发忧民之思，忧国之叹。这种至死方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赤子之心，这种虽身处逆境而情系国家人民的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人文精神。
3、感时愤世的批判精神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年代，仕途坎坷，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人民的疾苦，其诗结合时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杜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统治者的罪恶作了较深的批判，对穷苦人民寄以深切同情。
杜甫既看到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看到了“农夫田妇”、“失业徒”和“远戍卒”等普通人民的苦难，进而认识到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正是人民苦难的根源，认识到封建剥削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现象，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有着深厚社会内容的重要诗篇。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的批判者，杜甫始终站在国家、人民的立场，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满腔热爱，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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