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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民族文化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
作者：黄 萍
区域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古代文学教学就是以区域、民族文化为视角，研究文学作品、流派、作家思想生成的文化因素及这些文化因素如何通过作品、人物体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一、区域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及特点
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次生文化的涓涓细流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并试图逆向分析出哪些东西是这个民族的，哪些又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哪些是这个区域的，哪些又是那个区域的，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演绎生成的过程以及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思想、流派形成、作品创作等。通过对文化内涵的分析深入理解作品，通过对作品、流派的分析，加深对区域民族文化特质性的理解。主要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此种视角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和特点：
1.注重文本的文化性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之一，是不同时代文化遗存的符号表征，依靠古代文学文本我们可以还原一个时代某种文化的大概面貌。这对于那些已经消逝或融入其他文化的古代民族文化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历史的发展便是个大熔炉，很多弱势文化均被主流文化所包融，但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已消逝的弱势文化是没用的，其价值与意义在于：恢复弱势文化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主流文化的构成情况；上古文化的消失很多时候只是上层文化的消融，其下层文化得以在民间保留，研究文本中的透露出来的若干文化因素可以给民间文化找到“根”、文化归宿。古代文化很大一部分都保留在了文学作品中，因此研究文学作品便可以验证文化交融的过程，明确文本的文化属性。如各民族的创世神话都以本民族文字或汉字得到了保留，通过研究创世神话为探讨民族起源，区分不同民族文化做好了铺垫。比如巴文化作为一种古来的文化实体已经不存在了，但通过研究土家族人的创世神话、诗歌，我们可以清晰的勾勒出虎文化崇拜，联系到古巴人崇虎、射虎习俗，为我们可以肯定土家族的先民为古巴人提供例证。这种文本背后就蕴藏着一种已逝的文化。同以土家族文化为例，鄂西、汉中土家族崇虎，湘西、黔东土家族射虎，均可以在他们的创世神话、诗歌中找到依据，这便是文本反映出来的区域文化的不同。文本在这里充当了文化的表征。对文本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某种文化的理解。
另外，通过对文本文化性的发掘，我们可以上溯文本产生的文化背景、渊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层的文本分析上。如“屈原的思想系南北文化冲突的产物”。如果我们仅仅只注意到了文本中的“兮”字，不深入挖掘内涵便说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那未免有失偏颇。同理，如果我们因老子为陈人，陈后为楚所灭，便说《老子》为楚文化或陈文化产物，同样有失偏颇。因为就地域文化的影响来说，如果出生地域可以影响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游历、生活地域同样可以影响其价值取向，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说《老子》不受其游历地域文化影响呢？这些猜测只有通过具体分析文本中的地域、民族文化面貌来验证。
2.注重文化分析的教学模式
对于已经清楚知道的作家、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反向依此种文化去深入理解文本内容，这便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使用文化分析法。文本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如果我们领悟到了文本赖以滋生的文化的思想精髓、习俗风貌，对我们理解文本的思想精神、语言谴词、修辞方式无疑是大有帮助的。而以往仅仅局限于作家背景介绍，一个人的出生、生活经历固然会对其思想产生较大影响，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如往往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人受过什么教育和什么人交往，这些对他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却没能注意到人本身就是文化影响下的个体，带有一定的文化倾向，不管受教育还是与人交往，都是本地域、本民族文化与他地、他族文化，本人文化个性与异质文化的交融。如容美土司田世爵对其子弟重视汉文化教育，使得子孙能诗会文并形成地方诗派，诗歌集结成《田氏一家言》。以本地民族生活为内容，依汉文格式韵调，这本身就是汉族、土家族文化的交融。再如刘禹锡贞元年间根据巴渝民歌改作竹枝词，便直接借鉴了民歌的格调，这是汉族诗人利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进行创作的典范。因此分析一个人的经历不仅仅可以了解其思想变化的过程，也可以了解其接受不同文化的轨迹。而这些影响则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时我们便可以用这种文化分析法去理解作品了。
通过这种方法，将作品中的主要文化因素发掘出来，前提是我们对某些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初步的符号化认识，即一种文化的特质属性可以用一个词或几个词来抽象表述。在作品分析时，我们只需要抓住这一两个词就可以理解作品的文化构成及各文化因素所占有的比例。这便比单纯分析文本思想更进了一步。
3.注重文本的区域性、民族性及其变迁，可以引入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本相对比的方法
作家在其生活经历中伴随着游历、游仕等途径不断地接受不同区域文化、甚至触及少数民族文化，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会有反映。这为我们研究作家的思想变迁提供了材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所有影响作家创作的次生文化中，必定有一种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纳兰性德是少数民族词人，但长年居住在内地、用汉字创作，其思想受汉文化影响当然比其自身民族文化影响要深。事实上，人们总是习惯把某人当作某地、某族文化的代表，便断定这个人深得此种文化之精髓，而不考虑这个人受没受其他文化影响。如把屈原当作楚文化的代表，苏轼当成蜀文化代表等，均因他们受此两种文化影响至深。既然作家、作品有其主要的文化倾向，我们便可以引入区域民族对比方法，将同时代不同民族、地域的作家、作品、流派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深入理解文化的深层异质性。通过对比加深对作家、作品、流派的认识。这一点在流派分析方面使用的较多，因为很多流派便是以区域贯名的，如江西诗派、公安诗派等。在作品、作家思想分析中使用得相对较少，有待推广。如我们可以将庄子与孟子进行比较，分析南楚文化与邹鲁文化的不同；可以将辽宋金时不同民族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进行比较，分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总之，区域民族文化的提法便是认为不同区域、民族文化特征是不同的，并试图将这种不同运用到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流派、作家思想的分析中。
以上阐述的既是这种新视角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也体现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
二、区域民族文化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创新的意义
1.区域民族文化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种民族文化是指单个的可以识别的民族，而非指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大的概念下，有很多特殊的，看似不容于大传统的东西都被遮蔽了。人们宣称的“历史记忆”、展演的“文化”与“习俗”，都被同化于“一元”之中，但正如我们承认中华民族国家历史是不断上演着民族融合一样，民族文化汇入大的江海也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在特定的时代打上了他独特的烙印。
区域文化中特别要关注的是小传统问题。个体独立的大文化传统从来都是要求统一的。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是这样，在这种大背景下生成的文学史，如果仅仅关注提炼时代主题，关注主流文化（众多小文化传统融合的结果）或者说阐述上层士大夫文化是不够的。原始小传统中的很多文化资源便会得不到关注。那样书写的文学史、用来教学的文学史都是陈旧与呆滞的，小文化传统本身是多元的、复杂的，但惟此得以在某个区域内保存了原滋原味的文化。古代有采诗之说，《诗经》之诗，“据古籍记载推考，当系先由采诗、献诗之积聚，后来由太师加以整理编辑而成。采诗几乎全属民歌，而献诗则多属于士大夫之作”。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都采自于先秦时期不同的诸侯国和地区。先秦时期的民族、地域融合程度远远不及后世，各地区（国家）保有了很多自己地方民族特色的上古文化。而以往对国风都过于强调思想内涵，忽视了对区域文化的分析，或者说做得还不够。既然《诗经》是部诗歌的汇编总集，其不可避免地参次不齐。这更多地体现在“风”所呈现的文化风貌、词语运用上。如果我们从这些文化的差异性入手去分析国风，将会是一个新的视角。以前公羊学派将《诗经》“泛政治化”，用文本去附会上古政治；现代《诗经》研究上的“泛文本化”，只重用挖掘诗歌的思想与文本价值，忽视了其本身的文化价值，这些都是不得其要领的。国风中也许含有未被挖掘的区域文化内涵，其原始的文化资源的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不仅仅是从现实文本出发去读取表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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