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爱人有罪》：一个走向基督的小说

作者：陈树宝

　　艾伟小说《爱人有罪》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塑造了俞智丽这个人物形象，“罪”与“赎罪”的主题也是通过她来完成的。其美丽的外表、着装的张扬使得还是女孩的她被人强奸，而她错误地指证爱慕者“鲁建”就是罪犯，后者为此蹲了八年牢狱。鲁建无罪，却受到惩罚，过错并不在俞智丽；但是，三年后，当她得知自己冤枉了鲁建时，她先是企图还他一个清白，不成；此后，她陷入一种疯狂的赎罪之中。在外人眼里，她是“活雷锋”，她甚至还奉献自己的肉体，以拯救在欲望中煎熬的灵魂，如同事陈康，她也时不时让老“革命”王世乾占点便宜。她在捧出自己的时候，肉体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种工具，真正参与的只有她的灵魂。当陈康跟她发生关系的时候，“她的身体异常冰冷”，“她一动不动，木然地也是包容地等待着他进入她的身体”，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性行为。灵与肉的共同参与，这是爱的一种最高形式，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交流，这多数是一种交易，但在俞智丽身上，肉体形同虚设，灵魂就是一切。对陈康的侵入，她感受不到屈辱，相反，在陈康面前，她一如既往地有“圣母般的光辉”；对老人王世乾的小动作，她“内心充满了悲悯，宁静的悲悯”，她已经超越了肉体，进入了宗教式的献身境界。另外，在俞智丽看来，她的肉体是罪恶之源，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肉体，也就不会有人强奸，没有人强奸也就不会有鲁建的牢狱之灾，那么她也就不会背负沉重的罪孽；所以，她不喜欢自己的肉体，所以，一旦别人需要，她不会吝啬它。归根结底，无论是哪一种奉献，她只不过在救赎自己，正如她自己所说，事实上她并不伟大，相反，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人。这样看来，她也难免自私，正因为有罪，所以她要去爱，爱的目的是让个人摆脱罪责。然而，她不能从罪中解脱出来，当她以赎罪的心态把自己交给鲁建时，她何尝不又背上新的罪责？对丈夫、女儿、家庭，甚至对鲁建的死。所以，她最后只好代他人之过自首，以求解脱。
　　俞智丽以为自己在精神境界上不高人一等，这不是事实。首先，她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在她所生活的环境里是很少见的。对鲁建的入狱、母亲的死，她都坦承了自己的责任，由此可知，她做人有着基本的良知和诚实的准则。可是，在她的周围，有那么多人活得糊涂、暧昧、寡廉鲜耻，社会上有那么多李大祥们、陈石们、姚力们，他们中又有谁在为自己、社会负责？其次，俞智丽不仅能直面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还有悔过之心。如她所说，她“害死了母亲，还害了一个好人”，在一般人看来，这可能是微小的错误，还不足以成为罪过，或者说人们还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替自己辩解以摆脱负罪感，可她不会。她认为“她是有罪的”，她被罪孽逼得喘不过气来，以至她认为“自己就像一个魔鬼一样，面目可憎”。第三，自知有罪后，她以苦行挽救自己，这就是上文提到的赎罪。很明显，尽管俞智丽没有“上帝信仰”，不是基督徒，可她的处世原则、行为方式类似基督徒。教徒们向上帝坦承罪过，她面对的是个人的道德、良知，教徒们在上帝的注视下苦行，她在自己的督促之下完成自我灵魂救赎。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她是一个在忏悔的人，由此也能看出，虽然《爱人有罪》不是一个纯粹宗教小说，但也是一个被“宗教的光辉”所普照的小说。小说里关于这一方面的佐证是很多的，如俞智丽似“圣母”、她内心里呼唤上帝、小说结尾教堂里“颂经”等。因此，俞智丽是一个闪耀着宗教式的光芒、在道德水准上高于普通人的女性。
　　毫无疑问，俞智丽的“罪感”不是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与基督教密切相关。以儒家为首的中国文化，核心是人伦日用，是一种世俗的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文化；再就是，儒家虽然不乏荀子的“性恶”说，但总体而言，孔孟的“性善说”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儒家虽然也主张“静笃”、反省，但是，除个别的君子外，真正反思自身“恶”的人很少。更何况儒家不是宗教，反省自身时儒士并没有宗教的虔诚，显然，这种反省究竟是不是深刻、透彻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关于“人性恶”并由此而衍生出的罪感是欠缺的。西方基督教思想所持的是“人性恶”、“原罪说”，人本来就是有罪的，他必须在上帝面前悔过，在上帝的宽恕之下，人通过苦行得以脱罪。可见，正如艾伟所言：“这样一个小说在我们中国小说是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依凭的。”(1)它的资源只能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虽然在评论作品时作家的相关话语已经不再是关注的重点，但在这里笔者还是再一次引用了艾伟的话，他说写《爱人有罪》的出发点是“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罪感’及如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2）透过他的话语，我们不难下结论，艾伟显然认识到中国人没有“罪感”，而且，他还深受《复活》的影响，以为在“罪”与“赎罪”问题上，托尔斯泰处理起来轻而易举。托尔斯泰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小说对“罪”的操作是具有宗教性质的，有人把他的人道思想称之为“宗教人道主义”。（3）而艾伟他要做的是在一个“罪感”并不强的环境里探究“罪感”，这就是他所言的难度。
　　但是，作家所说的“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依凭”（4）也不尽准确。董从林在《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基督教自唐以来东进中国的历史，他也剖析了基督教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原因，如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不相容、传教方式的局限等。与外来的佛教相比，基督教迄今为止仍处于边缘状态，但这并不表示基督教一点作为也没有，如与基督教一起进入中国的医院、科技等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一些中国人成为基督徒等。由于中国人遵循实用理性的原则，加之基督教并没有中国化，所以，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远离人伦日用的虔诚的基督徒就值得发问了。另外，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人还是被动地接纳基督教，那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则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各取所需的眼光，从基督教吸取自以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养分。这个时候，中国文学与基督教已有了紧密的联系。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科学眼光的观照下，大多数作家不可能对基督教有着虔敬的态度、会去肯定它的神性，许多人只是将它作为一个精神仓库，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已被现代知识分子所理解，也成了新文学表现和关注的思想资源”。（5）与基督教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作家有一大串，表现“罪”与“赎罪”或者说“忏悔”主题的作品也不少，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一个不重要的兵丁》、曹禺的《雷雨》、许地山的《缀网劳珠》等都是。毫无疑问，每一个作家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是，作品所表现的“罪感”主题、人道主义极有可能是作家心目中的救世良方之一，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中说过：“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由此可见，以基督教的“罪感”来表达对民族的某种预期、来提升国民的素质，是许多现代作家的一种愿望。
　　在以政治性、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之后，基督教里的合理精神也远离了中国文学，那一丁点“罪感”意识还来不及发芽，就枯死了。所以，于“文革”期间活跃的“红卫兵”，其中的一些人在成为作家之后，他们在暗地里或大张旗鼓地说“我不忏悔”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民族的文化殿堂里缺少“忏悔”意识。但是，对这种观点进行讨伐的也大有人在，这表明，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文化已日益多元。人们或许能理解该忏悔的人为什么可以不忏悔，大家也同样能欣赏北村的基督教小说，而且，也有一部分知青作家走出了“我不忏悔”的负重，以自己的笔在严肃地表达“忏悔”主题。或许，关于“该不该忏悔”扩大了“忏悔”的影响力，这可能在无形中促使了基督教文学和类似基督教文学的复苏，除北村外，有的读者认识到铁凝的创作是“探究人类命运，渴望人性的完善，而忏悔意识就是她这种探索的集中体现”（6）对于王安忆，有人说她“以强调国民的负罪意识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用意在于“为日渐失落的道德招魂”，它体现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7）《爱人有罪》这个小说，显然不能脱离这个背景。从总体上看，艾伟在《爱人有罪》所表现出的基督教情怀应该属于铁凝、王安忆一类的，跟北村的小说有着极大的不同。北村小说注重的是人的终极关怀，他的《施洗的河》等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不重要，或者说这个背景是可以随意置换的，抽象意义上人的灵魂归宿才是小说关注的重点。北村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是以基督教的眼光看人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或许是在演绎基督精神。在后一类小说里，具体的社会生活是不可绕过的，作家的“忏悔”意识也正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体现了作家在思考当今时以宗教精神积极探寻一种出路，它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前一类是“救人”的文学，后一类则是“救世”的，其区别在于一个着眼于人的普遍性，一个则参与社会生活、着眼于具体生活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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