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从文学作品看古今爱情观
作者：王 鹰
一.《诗经》的浪漫爱情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的婚姻家庭诗。《诗经》中的爱情诗，感情诚挚、热烈、淳朴、健康，因此能起“正风俗”的作用。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些情诗，或表追求、言思慕，或叙幽会、寄怀念，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如居于国风之首、三百篇之冠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写一位贵族青年爱上一个采荇菜的姑娘，思慕她，追求她，梦寐以求，寝食难安，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坦诚真挚。再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人隔河企望，追寻“伊人”，表达对伊人的真诚向往、执著追求，以及追寻不得的失望、惆怅心情。从白露“为霜”、“未已”的变换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推移，“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体现了空间的转移，暗示了追寻对象的飘忽难觅。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空间如何转移，主人公依旧等待着“伊人”，这是一种狂热的行为，一方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朴质率真，对爱情的主动积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浪漫缠绵的爱情的向往。这种爱慕发展为两情相悦，便有了幽期密约，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美人所赠，爱屋及乌。主人公的爱慕之情表现得细腻真挚。再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是一首女子唱的恋歌，歌者热恋着一个青年，相约在城阙见面，久等不至，女子望眼欲穿，焦急地来回走动，埋怨情人不来约会，更怪他不捎信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把相思之苦表现得深挚缠绵，如怨如诉。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由男子直接说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那个素衣女子。
《诗经》时代，男女在爱情婚姻上基本是上是平等的，如《蒹葭》产生的年代处于秦受到周王册封，由秦谷迁入关中，秦谷即甘肃天水，据说天水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里出土的许多新石器有年轻女性头像的器物，这些头像从某种角度反映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在爱情方面应该是享有较大的自由，没有后世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过分约束，有着较开放自由的爱情观念，并且浓厚的巫文化，也使他们非常注重一种浪漫深情的男女关系。虽然也存在“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受父母干涉的情况，但总的来讲，《诗经》时代的爱情观应该是：开放、自由、浪漫、深情的。
二、封建时代的凄美爱情
冯梦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入话开宗明义地指出：“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无枝，不可复合。”封建社会的女性就处于这种可怜的地位上，传统的道德观念把女性对幸福的追求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封建伦理纲常与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女子丧失一切权利，包括爱情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这个时代的作品讲述了很多凄美的爱情悲剧。
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男女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嫁到夫家后“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刘兰芝不得不回娘家，焦仲卿长跪乞求阿母，阿母凶悍蛮横，不答应，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又强迫成婚，于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也“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两情相悦，不能长相厮守，便有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苍凉，为了摆脱徘徊的悲凉，他们选择了共同徇情，以自己的生命向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最后的抗争，表明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这对恩爱夫妻的悲剧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束缚，家长统治和门第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幸福的合理愿望。而更多的男性，在绝对化的“孝”的观念的主宰下，丝毫也无法保护自己的爱情，如我们熟悉的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被称为“亘古男儿一放翁”的陆游也无法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只能徒然长叹“错！错！错！”，会稽（今绍兴）城南沈园壁上的《钗头凤》记录了他们的真情与无奈。
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学故事：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是没有读书机会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往杭城求学，路遇梁山伯结为兄弟，同窗三年，情谊深厚，祝英台的父亲催女回家，英台行前向师母吐露真情，托媒许婚梁山伯，又在送别时，假托为妹妹做媒，嘱山伯早去迎娶。梁山伯知道真情，赶往祝家，不料祝父已将英台许婚给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梁祝在楼台相叙，见姻缘无望，不胜悲愤，梁山伯回家后病故，英台闻耗，誓以身殉，马家迎娶之日，英台花轿绕道至山伯坟前祭奠，霎间风雷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纵身跃入，一对有情人化作蝴蝶双飞双舞，溶入多彩自由的天空，所往之处，花儿烂漫，梁祝“化碟”象征着高尚的爱情挣脱封建主义的牢笼，以另外的方式获得自由，双宿双飞去。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家往往从悲剧人物的毁灭来达到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东西，升化为精神，刻印在读者心中。
宋以后商品经济相对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次民主思潮，人们开始重视、肯定人性和人欲，于是这种思想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交织。在宋以后的爱情作品中，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作为六院名妓，杜十娘累财千金，意欲赎身其实易如反掌，然而从良并不简单，她选择了李甲或许出于他的稍显忠厚，见惯纨绔放荡的杜十娘以为寻到了救命稻草，可哪知封建“沃土”上根本生长不出这种稻草，因为地里缺少一种称为男女平等的土壤，当她发现自己被李甲卖了，并没有用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去换取负心人的回心转意，更没有含羞忍辱地去当孙富的玩物，而是义正言辞地面斥了李甲、孙富，与百宝箱一起怒沉江底，用生命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尊严。男子的绝对至尊，注定女子丧失一切权利，所谓的“爱”女子，如同商贾爱财，农民爱地一般，以女子是否有价值为前提，不外乎娶一位端庄贤淑的正房炫耀于人前，或是纳几房貌美如花的庶室，满足私欲，与街市上挑选杂物细细筛选无多大不同，女子被赋予的真正权利是于亭中听琴，于园中扑蝶，于房中等候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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