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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比利时人说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名叫尤里·贝隆吉的精神病杀人者，原来在加丹加是冲伯的一员大将。一九六二年被联合国从加丹加赶了出来。由于在比利时他还有两件杀人的悬案未结，因此他不可能回到比利时去。他是受雇用的，而且很狡猾，估计他有可能逃到中美洲去了，比利时警方正在进一步查明他的去向。 　　“西德也有一个可能性，汉斯迪特·凯塞尔，一个纳粹党卫军少校，有两个国家把他列为战犯。战后改名换姓住在西德，是纳粹分子一个地下组织的雇佣枪手。据说西德有两个战后进入政界的左翼社会党人要求政府加强对战争罪犯审讯而被暗杀，他有重大嫌疑。后来人们都知道他就是凯塞尔，由于身份暴露，他逃到西班牙。据说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住在马德里。” 　　勒伯尔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附带说明一下，此人的年龄似乎已经不适宜于这样的工作，他现在已经五十九岁。” 　　“最后是南非，也有一个嫌疑分子，一个职业的被雇用者，名叫彼得·舒依伯。在南非他没有犯案，却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头等的射击手，善于击中一个特定的目标。目前只知道他在加丹加事件后逃出刚果，估计他仍在西非某个地方。南非的特种工作部正在进一步清查。” 　　勒伯尔暂停了一下，又望望周围，在座的十四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他接着用恳求的语气说：“当然，我也认为这些情报都仅仅是可能，我只是试着和七个国家联系，而这个豺狼可能是个瑞士人、奥地利人或者其它什么地方人。七个国家中有三个说没有可疑的人，这也可能是错的，豺狼也可能是意大利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更可能是南非的、比利时的、德国的或者美国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希望出现一个突破。” 　　森克莱又说话了：“单纯靠希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勒伯尔很有礼貌地问道：“那么上校是否有什么新的建议？” 　　森克莱冷冷地说：“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人在得到警告后已经撤销他的任务了。在他的阴谋被揭露后，这个人肯定不能再接近我们的总统。况且罗丹和他的同伙一定给了这个人不少钱，他们会向他要回这些钱并且撤销这次行动。” 　　勒伯尔温和地表示异议：“你认为这个人因被警告而撤销了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与‘希望’相差无几，现在我还是准备继续查询。” 　　部长问道：“你所说的这些查询目前的进展如何？” 　　勒伯尔说：“部长，几个认为有嫌疑分子的国家警方，估计到明天中午就可以收齐数据，照片也用电传传来。有些国家的警方还在继续追查，想尽可能确定这些嫌疑犯的下落，然后再由我们接手。” 　　桑根纳蒂问道：“你看他们会保密吗？” 　　勒伯尔回答说：“他们没有理由不保密。每年我们有上百次高度机密的调查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关系进行的。好在所有这些国家不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反对刑事犯罪的，所以我们不像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部门那样相互敌视。也就是说，各国警察部门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 　　弗雷伊问道：“即使涉及政治罪行也是这样吗？” 　　“部长，对警察来说这全是犯罪行为。这就是我宁愿联系我的外国同行，也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调查的原因。毫无疑问，我这些同行的上司一定会知道有过这番调查。但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惹是生非。政治刺客无论在哪儿都是罪犯。” 　　森克莱冲口而出：“但只要他们知道进行过这番调查，他们就能琢磨出个奥妙，然后私下里取笑我们的总统。” 　　勒伯尔说：“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要知道，这种事情，说不定哪天就轮上他们中间的某个人。” 　　森克莱回嘴说：“假如你意识不到有些人因为有人想谋害法国总统而多么兴高采烈，你就基本上不懂政治。总统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公之于众。” 　　勒伯尔纠正他说：“这不是公之于众，这是极其私秘的通报，只限于一小批人。这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秘密，这些秘密如果暴露出来，将会毁掉本国一半以上的政治家。这些人中间，有的人基本上掌握了西方世界保安措施的全部详情。为了保卫西方世界的治安，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假如他们不谨慎的话，他们就不配待在这样的岗位上。” 　　莫里斯·布维埃生气地说：“宁愿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在追查刺客，也比向他们发出参加总统葬礼的讣告强。我们和‘秘密军队组织’战斗了两年，总统指示说一定要防止成为报界的轰动新闻和公众的话题……” 　　部长插话说：“先生们，先生们，够了。是我授权勒伯尔先生在外国警方首脑中进行谨慎的查询，而且，是在……”他望了森克莱一眼，“向总统请示之后。” 　　这群人毫不掩饰因上校窘迫而使他们产生的快感。 　　部长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罗兰举了一下手。 　　他说：“我们在马德里有一个常驻办事处。西班牙有一批‘秘密军队组织’流亡者，所以我们需要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可以查找那个纳粹分子卡塞尔，而不用惊动西德人。据我所知，我们和波恩外交部的关系并非良好。” 　　他所暗示的是二月份的绑架阿古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波恩政府的恼怒，有几个人会心地笑了。部长朝着勒伯尔扬扬眉毛。 　　勒伯尔说：“谢谢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这个人的下落就太好了。我还希望其它部门能像过去二十四小时一样，继续给我提供帮助。” 　　“那么明天再说吧，先生们！”罗杰·弗雷伊部长说后，收拾起他的文件，会议结束了。 　　走出大门外的台阶上，勒伯尔深深地吸了一口巴黎夜晚温馨的空气。 　　钟声敲响了十二下，已经进入八月十三日，星期二。 　　刚过午夜十二点，贝利·劳埃德打电话给托马斯侦探长。托马斯正打算熄灭他的床头电灯，他估计这位外交部情报处的老兄要明天才会打电话来。 　　劳埃德说：“刚才讲的那件事，我已找到了报告的原件，这不过是当时岛上流传着的谣言的一份普通的报告。这份报告送上去不久后，就被批上了‘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字样。我刚才说过，那时我们被不少其它事牵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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