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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伦敦餐厅中的会晤发生在一九六四年的十二月份，所提出的建议是“到‘集团’中去临时跑一趟”，这项提议随后在伦敦切尔西区一套小型公寓中进一步确定了下来。他在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办了这件事，而表面上他是在东德报导有关莱比锡博览会的情况。那是一趟苦差事。 　　他适时离开了莱比锡，驱车奔赴德累斯顿靠近艾尔伯蒂尼姆博物馆的地方碰头。他感到内口袋中的一包东西像是五本《圣经》那样，似乎人人都在望着他。那位东德的军官迟到了半个小时，他知道俄国人在萨克森山坡上部署战术火箭的方法。两位人民警察，毫无疑问，此时似乎正在监视着他。在附近公园中某个树丛之中，互换包裹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汽车那儿，朝西南方向动身前往格拉的交叉路口和巴伐利亚的边防检查站。在德雷斯顿的郊外，一位当地的汽车司机从右前方撞上了他的汽车，尽管芒罗走的路线是对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那包东西转移到后排座位与车尾行李箱之间的储藏处，东西还在他那件运动茄克的胸袋之中。 　　他在当地一个警察站中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两个小时，无时无刻都害怕有人下令说：“请把你的口袋翻过来，先生。”紧贴他的胸骨那儿放着足够的证据可送他到波特马劳改营待上二十五年。最终他获准离去了。那时，电瓶中的电耗尽了，四位人民警察不得不推车使他起动。 　　右前方的那个轮子由于轮子中的滚珠轴承损坏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提议，他也许可以待一个晚上再走。并把车轮修好。他以自己的签证到午夜就要过期为理由（事实上是这样）又动身了。他在午夜前十分钟到达位于东德的普劳恩和西德的霍夫之间萨勒河上的边卡，一路上每小时驱车二十英里，前轮刺耳的尖叫声响彻了夜空。当他驾着嚓嘎嚓嘎作响的汽车通过另一侧的巴伐利亚州卫兵卡时，他已汗流浃背了。 　　一年之后，他离开了路透社，接受了别人的建议，作为一名年长的申请者参加文职官员选拔考试。当时他的年纪已是三十岁。 　　对于想要加入国家行政机构的任何人来说，文职官员选拔考试是必不可免的。根据考试的成绩，财政部首先择优录取，那样，它即使把英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也能在学术论证上无懈可击。随后轮到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进行挑选；由于芒罗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外交机构，而这通常是为“企业”招收工作人员而作的掩护。 　　在以后的十六年中，他专攻经济情报和苏联问题，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国家。他曾在土耳其和奥地利、墨西哥担任过外交职务。一九六七年，他刚满三十一岁的时候，就结了婚。但在度过了蜜月之后，这个结合变得越来越没有爱情可言，那是一个错误；婚后第六年便悄悄地离婚了。从那以后，当然有过暧昧的两性关系，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为“企业”所知道的，但他一直是单身的。 　　有一起恋爱事件他是从来没有向“企业”汇报过，而要是这件事的原委和他隐瞒此事的做法透漏出去的话，他将会当即被解雇的。他在加入情报局时，就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必须写一份完整的自传，接着由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一次口试。 　　这一程序每过五年便重复一次。在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中，肯定有与从铁幕后面来的人有任何感情上的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牵连，或者有关那种事情与别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什么牵连。 　　第一次他被盘问时，他内心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很反感，恰如在塞浦路斯的橄榄树林中所曾发生过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在瓦伦蒂娜的事情上，即使“对手”知道这件事，也是绝不会被人收买的；他相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试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绝不会就范。他就是不想让任何别的人刺探他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更不用说保管档案的职员了。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从而违犯了规章制度。一旦陷入了说谎的困境，他就不得不照样撒谎下去，在十六年的时间中，他重复了三次这样的谎话，并没有由于撒了谎而出什么事情，将来也绝不会出什么事情。他对此是有把握的。那次男女恋爱是一项秘密，早已石沉大海，湮没无闻。那将始终是这样的。 　　要是他并没有像这样深陷在浮想之中，以及不是像他身旁那位姑娘那样对芭蕾舞感到出神的话，他也许会注意到某种东西。从剧院左侧墙上很高的一个私人包厢中，他正受到别人的注目。在幕间休息的电灯点亮之前，那位观察的人便已消失不见了。 　　＊＊＊ 　　第二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桌旁的十三个人，都不动声色，各怀戒心，意识到农业学教授的报告可能会触发一场自从赫鲁晓夫倒台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派别斗争。 　　鲁丁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左侧，党组织部的佩特罗夫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中，他那边过去便是克格勃的伊凡南科。外交部的赖可夫翻弄着他的文件，理论家维希纳耶夫和红军的克伦斯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鲁丁审视着其余的七个人，心里盘算着要是斗争爆发的话他们将何去何从。 　　有三位不是俄罗斯人：维托塔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查瓦兹，乔治亚人，来自第比利斯；穆罕默德，塔吉克人，属于东方人，生下来就是一位穆斯林。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让步，但事实上，每一个人为他的一席之地都曾付出了代价。鲁丁知道，各人都已是完全俄罗斯化的；代价是昂贵的，比一位大俄罗斯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他们都曾是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而其中两个人现在还兼任着那个职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强令推行坚决镇压自己民族同胞、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分子、诗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纲领，只要他们哪怕是暗示不要百分之百地接受大俄罗斯对他们的统治，没有莫斯科的保护，他们谁也无法回去。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每一个人都将与保证他们幸存的一派，也就是说，与获胜的一派站在一起。鲁丁对于派别斗争的前景，并不抱赞赏的态度，但自从他第一次独自在自己的书房中读了雅科夫列夫教授的报告以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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