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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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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确保自己一方没有被敌人渗透，在自己的心脏里没有隐藏着的叛徒。 要完成这些任务，反情报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反情报工作组有权提取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历史档案以及有关他们的汇报资料。他们可以深入敌国；检查所有被策反人员的工作及聘用情况，实地考察有无任何背叛的危险。他们有权以检查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名义，查阅自己一方每个办公室里所有人的档案。 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职能划分和“需要知道”的原则，掌握了一个军事行动的情报军官可以向他们的同事泄露自己掌握的军事计划，但是他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的同事正在做什么工作。只有反情报人员有权了解内幕。这就是为什么——当那个天使长官要安德罗索夫上校作出选择时，他愿意选择苏联分部反情报小组负责人的原因。反情报小组的人员必须是在最可靠的人当中挑选。 ＊＊＊ 一九八三年七月，奥尔德里奇·黑曾·埃姆斯被任命为苏联东欧分部苏联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这样一来他完全掌握了他的两个下属机构：其一是负责所有在苏联国境内工作的、但已经被美国招募的苏联被策反人员事务的苏联司，第二是负责在苏联境外工作的、所有被策反人员事务的外部作战司。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六日，因缺钱花，埃姆斯走进了位于华盛顿第十六街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请求面见安德罗索夫上校，主动提出为苏联人当间谍。条件是五万美元。 他还带去了一些表示真诚的小礼物。他泄露了三名已与CIA取得连系并主动为它工作的俄国人名单。以后他可以将他们解释为双重间谍，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被策反人员。不管怎样，这三位先生从此消失了。他还拿去了一份CIA内部人员名单，其中他的名字位于显要位置，以证明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职位上的人物。然后他离开了，当他第二次经过苏联大使馆的院前时正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摄影机拍上了镜头。但是那些录像带也从来没有重放过。 两天之后，他得到了五万美元。那仅仅是个开始，给美国历史上带来最严重后果的叛徒，也许包括贝尼迪克特·阿诺德在内，从此开始工作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有两个解不开的迷。其一是，这样一个非常欠缺修养、行为不端、酗酒肇事、毫无希望的人是如何能够得到连续提拔直至升到那个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位置上的。第二个是，到了那年的十二月份，高级领导者已经知道在他们的秘密中心隐藏着一个叛徒，那么他又是如何继续隐藏了八年，以至于给CIA带来了八年的灾难。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自多个方面。CIA内部的无能、缺乏生气以及沾沾自喜的状态都使叛徒有机可乘，此外KGB还精心散布了假情报来保护他们的双重间谍；兰利的状况更糟、更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这些都为叛徒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最终使人们想起了詹姆斯·安格尔顿。 ＊＊＊ 安格尔顿曾经是局里反情报小组的负责人，地位的提升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因患多疑症神经错乱而下台。这个怪人毫无私生活或幽默感，他坚信在兰利内部有个化名为萨莎的KGB的双重间谍。在这一场对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搜捕过程中，他迫害了一个又一个忠诚的军官，直至迫使整个作战局屈服在他的脚下。到一九八五年，那些升到高级职务的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奋力搜捕双重间谍的往事就感到痛心。 ＊＊＊ 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罪到肯·马格卢的头上。 埃姆斯叛变之前已经在局里工作了二十年，在兰利以外的其它地方，他一共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实在是浪费空间；经验丰富的杜威·克拉里奇从开始时就憎恨他，并讨厌他。 在纽约工作时，他有幸获得了一些赞扬。事实上在埃姆斯在此任职之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已经为CIA工作了，他在一九七八年四月投靠美国的行动是另外一名军官策划的，埃姆斯只是在中间接手了这名乌克兰人。那时，他已经酗酒很严重了。 他的第三个任职是在墨西哥，这次惨遭失败。他经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发酒疯侮辱同事和外国人，他曾经醉倒在街上，后来被墨西哥警察送回家。他违反了所有现行的作战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过来。他连续数天花大量的时间，与一名叫伊戈尔·舒雷金的俄国人一起喝酒，那个人是俄罗斯大使馆KGB反情报机构的头目。也许舒雷金是第一个预见这个满身恶习的美国人“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发展对象的人。 埃姆斯在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均骇人听闻。在一次业绩大普查中，一共测评了二百名军官，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名。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根本无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级职位。直到八〇年代早期，所有的高级掌权者——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保罗·雷德蒙等都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但是肯·马格卢却不这样认为，他成了他的朋友和保护神。 是他将业绩测评报告进行了处理，为他清除了前进路上的障碍，从而使他得到提拔。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不顾其它人的反对，亲自安排了人选，将埃姆斯塞进了反间谍小组。 他们二人基本上算是酒肉朋友，以酒鬼的情感自我怜悯或相互安慰，他俩都认为局里对他们二人非常不公平。由于这一个判断失误而导致许多人丧失了生命。 ＊＊＊ 里昂纳德·蔡塞夫，“兔子”正处于死亡的边缘，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知道他正忍受着极度的痛苦。 格里申上校坚信痛苦的效用。他相信痛苦对于目击者具有说服力，痛苦是一种惩罚。蔡塞夫是罪犯，上校命令他深刻领会死前痛苦的含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他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大部分时间里是上校独自一人审讯他，因为上校不愿让卫兵听见有什么东西被盗窃了。 上校非常温和地请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上校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原委，直到他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要说的细节。 当他解释到那样做的原因时，上校的脸上显露出了怀疑的态度。 “一瓶啤酒？英国人给了你一瓶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确信他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他估计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会把他的文件扔掉，但是他不敢完全肯定。他派了四名可靠的人守候在大使馆门前，等待着那辆红色小越野车的出现，然后再跟踪到她的住所。并把有关的消息及时向他汇报。 三点刚过，他对卫兵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离开了。当他的车离开大院时，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A-三〇〇型空中客车正出现在莫斯科北部的上空，向西飞走了。他却没有注意到它。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到了基赛尔尼大街的住所。 他们有四个人。他们知道“兔子”的腿站不起来，因此其中两个人用手使劲支撑在他的胳肢窝里，用胳膊把他架起来。另外两个人，分别一前一后地站着。他们正对他拳打脚踢，慢慢地折磨着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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