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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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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混乱乱——回想起来。我所能记得起来的一切就是这样。报纸记者提出问题——要求作次访问——大批大批的信件和电报——由葛莉娜加以处理——

  头一件真正使人吃惊的事,便是爱丽的家人,并不像我们所料想的,都在美国。我发现大部分人实际上都在英国时,着实是吃了一惊。或许,可以了解可端是这样,她是一位极其安定不了的女人,一向都是在欧洲匆忙地来来去去——去意大利,赴巴黎,上伦敦,又重回美国——到棕榈滩,出西部到牧场;这里,那里,每一处地方都有。爱丽去世的那一天,她在离住宅不到八十公里远,依然在随着自己的一时兴起,要在英国有幢房屋。她匆忙到伦敦待了两三天,到新的房产经纪人那里,检视新的式样,就在那一天,在乡间看了五六处房屋。

  原来,劳斯坦也坐同一架飞机到伦敦来参加一次业务会议。这些人知道了爱丽的死讯,倒不是从拍到美国去的电报上面知道的,而是从报纸上。

  爱丽该安葬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一场丑恶的争执;我所采取的态度,她要安葬在逝世的这里——这儿也是她和我生活的地方,该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爱丽的家人激烈反对,他们要把尸体立刻就运到美国去,下葬在她的祖先坟地——她的爷爷、父亲、母亲,以及安息了的其他人的坟地里。人要是这么想,我认为这也真的是自然而然的事。

  厉安德来和我谈这件事,说得很有道理。

  “她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该埋葬在什么地方。”他向我指出这一点。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气愤地反问:“她多大了?——才二十一岁。你二十一岁时不会想到就会要死吧,也不会想到自己要安葬的途径吧。假如我们曾经想到过这件事,便可以断定:我们不是同年同月生,但也会在什么地方安葬在一起。可是谁在一生的中途想到过死呢?”

  “非常正当的观察,”厉先生说道,然后他又说了:“我怕你也不得不去美国吧,你知道的,那里很多业务上的利益,非得你去处理一下不可。”

  “是什么方式的业务?我为了什么业务,一定得到那里去?”

  “你要处理的业务多着啦,”他说:“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是遗嘱中主要的受益人吗?”

  “你意思是说,因为我是爱丽最近的亲人或者什么吗?”

  “不是我,而是她的遗嘱里。”

  “我并不知道她立过遗嘱呀!”

  “呵,立了,”厉安德先生说:“爱丽是个实事求是的年轻女性,你知道的,她非如此不可,因为自小生长在这种事情中间的缘故。她成了年,几乎就在结婚后,立刻立了一份遗嘱,寄放在伦敦她的律师那里,要求送了一份副本给我。”他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如果你真到美国来,我向你建议--我也是这么想,你应该把自己的很多事,交给那里一些信誉卓著的律师去办。”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大宗财富,宠大房地产、股票、各种工业中统制股权的情形下,你就会需要技术上的意见了。”

  “我不够资格处理这样儿的事情,”我说:“说真格的,我不够资格。”

  “我完全了解。”厉先生说。

  “我不能把整个事情托付给你吗?”

  “你也可以这么做。”

  “这个,那么,我为什么不这么办呢?”

  “然而,我想你还得找个人做代表。我业已为这一家的一些成员代理了,也许会引起利益上的冲突。如果你交由我处理的话,再有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律师做代表,我会使你的利益受到安全保障。”

  “谢谢你,”我说:“你真是太好了。”

  “如果我略略有点儿轻率的话--”他的神色有点不自在——想到厉安德也会轻率,使我很高兴。

  “怎么样?”我说。

  “我要建议你对任何要签字的东西,都要非常谨慎。任何业务上的文件;在签以前,一定得彻彻底底小小心心看过。”

  “你所说的文件种类,也就是我一定得看的吗?”

  “假如你并不完全明了,你就可以把它交给自己的法律顾问。”

  “你是在警告我对付什么人吗?”我说,兴趣一下子就引起来了。

  “要我回答,那可根本不是个恰当的问题,”厉安德说道:“我只能到此为止。只要是涉及大宗钱财的地方,最好谁也不要相信。”

  原来他在警告我对付什么人了,不过却不打算把名字告诉我听,这我看得出来.对付可瑞吗?或者,他已经猜疑——或许好久以来就猜疑——劳斯坦吗?那个浮华俗气的银行家,这么和蔼、这么有钱、这么快活,最近会到这里来“为了业务”吗?也许是博南克姑父带了貌似有理的文件来接近我吧?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一个可怜与无辜的笨蛋,在湖里游泳,四周都是不怀好意的鳄鱼,全都是一副亲睦的假笑。

  “这个世界,”厉先生说:“是处非常罪恶的地方。”

  要说出来,或许是件蠢事,可是我却突如其来地问了这个问题。

  “爱丽死了对谁有好处?”我问道。

  他眼光锐利地望着我。

  “这可是一个十分好奇的问题嘛,为什么你要问这个?”

  “我不知道,”我说:“只是刚刚想起罢了。”

  “对你有好处呀。”他说。

  “当然啦,”我说:“我认为理所当然,刚才我说的真正意思是——对任何别的人有好处吗?”

  厉先生默默然好久一阵。

  “如果你的意思是,”他说道:“爱丽的遗嘱中,在遗产方面是不是使别人受益,这么说有点儿,有几个佣人,一个女家庭教师,一两处慈善机构,但对任何特定的时间却没有什么捐助;还留得有笔遗产给葛莉娜,但为数不多,因为她——八成儿你也知道——业已支付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给葛小姐了。”

  我点点头,爱丽做这件事时告诉过我。

  “你是她的先生,她也没有什么近亲。不过,我对你的问题,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在吧。”

  “我对自己所问的话,也不知道有些什么用意,”我说:“但是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你成功了,厉先生,使我觉得猜疑——我不知道猜疑谁,和为了什么。仅仅只是——这个,猜疑猜疑罢了。我并不懂财务上的事。”我又补充了一句。

  “不,还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事。我只能这么说吧,我并没有精确的知识,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猜疑。在某人逝世时,通常有很多事情要结算,也许处理得很快,也许会耽搁上好多年。”

  “你真正的意思是说,”我说道:“有些人很可能弄些快帐过来,把总帐搞乱。或许使我签些弃权书——以及你所称的种种事情吧。”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爱丽的帐务并不像所应该的那么健全,那么——不错,我们可以这么说,很可能,她的早逝,对有些人——我们不提他们的名字——是幸运,我可以这么说,要应付一个相当单纯如你一样的人,有些人或许会轻而易举掩饰痕迹。我的话只能到此为止,我并不想就这件事再说下去了,再说就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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