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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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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劳埃德大夫说，“下文还长着呢，当时出现了一件可疑的事情。事情发生后，我自然要向在场的渔民提出一些问题，诸如他们看见了什么啦等等，毕竟他们是目击证人。有一个女人说得更滑稽，她所说的话在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却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她坚持认为，达兰特在呼救的时候根本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而是另一个女的故意把她的头往水下摁，我说了，当时我确实没在意她的话。我认为这是她想像出来的。从岸上看，那么远的距离，完全可能有偏差，巴顿小姐意识到后者死死抓住她会使她俩同归于尽后，完全有可能采取使她的朋友失去知觉的行动。照那个西班牙妇女的说法，看上去就像是巴顿小姐故意……故意把她的朋友溺死。 “我再说一遍，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把这种胡言乱语放在心上，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查出死者的个人情况，艾米·达兰特好像没有什么亲人。巴顿小姐和我一起清理她的遗物，发现了一个地址并按该地址写了封信去，可房东太太什么也不知道。艾米租下那间房子只是用来存放东西的，只在她搬进来的时候，房东太太见过她一面。这也许就是死者曾经说过的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了。房间里只有两件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大堆学校的照片，一箱子削价时买回来的物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证明其身份的私人物品。她告诉房东说，她的父母死在印度，那时她还很小，是一个当牧师的叔叔把她带大的，但她没说清楚是舅舅还是叔叔，因此无从查起。” “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是让人觉得有些失望。总有那么些可爱的女人，性情骄傲，少言寡语，仅此而已。在她遗留在拉斯帕尔马斯的个人物品中有些照片，已经旧得有些褪色，而且为了装进影集中已被裁剪过。因此没留下任何姓名。有一张还是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可能是她母亲，也许是祖母。 “巴顿小姐还提供了另外两条线索。在她之前，艾米还陪过另外两个人，有一个她实在想不起来了，费了好大的劲她终于想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可查下来，这位女士现在正在国外，去了澳大利亚。我们给她去了封信，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来了封信。我得说，信是来了，可帮不了什么忙。信中说，达兰特小姐曾经做过她的陪伴，很尽力，是个很迷人的女孩，她一点儿不了解她个人以及家庭的情况。 “到此为止，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一切都平淡无奇。只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安。一是没有任何人认识艾米·达兰特，另一件是那个西班牙女人讲的那些可怕的话。是的，我还得补充第三点，那就是当我刚弯下身去检查一动不动的艾米时，巴顿小姐朝渔民的小屋走去，她回过头来张望，脸上带着一种我只能称为极度焦虑，忐忑不安的表情，这种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当时，我也认为这很正常。她有那种表情是因为一场灾难落到了她朋友身上。然而，后来我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深厚的友情。不是悲痛，只是由于巴顿小姐喜欢艾米·达兰特，被她的死吓傻了，仅此而已。 “但为什么会有那种极度焦虑的表情呢？这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一点儿也没有误读她的表情，我也不愿意往别处想，然而，一种答案在我脑子中形成：假设那个西班牙女人说的是事实，玛丽·巴顿果真冷血到故意淹死艾米·达兰特，她成功地把她拉下水且装成救她的样子，她被救上了船，而她们所在的海滩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我们的出现是她不希望看到的——来了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一个英国医生。她知道有人比艾米·达兰特溺水的时间更长却被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救活的例子。但她得扮演好她的角色，把她的牺牲品单独留给我，她最后回过头来看一眼她朋友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可疑的焦虑。是不是怕艾米·达兰特会醒过来，说出真相？” “噢！”珍妮·赫利尔说，“这下我觉得有些恐怖了。” “这样一想，整个事情就有些可怕了，艾米·达兰特的身份更显得扑朔迷离。艾米·达兰特是谁？为什么这么个小人物，一个雇来的陪伴，要被其主人谋杀呢？她是几个月前才应聘来陪巴顿小姐的。玛丽·巴顿把她带到海外，在她们登岛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这种悲剧。她们俩都是有教养的，普普通通的，矜持的英国人。整个事件都非常离奇，我这样提醒自己，并让我的想像在空中驰骋。” “你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赫利尔小姐问。 “亲爱的小姐，我能做什么呢？没有任何证据。我的怀疑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瞬间的印象上的，有可能只是我的想像。我惟一能做的，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是去寻找死者的亲人。当我再回到伦敦时，我去拜访了那位租房子给死者的房东太太，那次会面的结果我已经在前面跟你们说了。” “然而你是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头的呀？”马普尔小姐说。 劳埃德大夫点点头。 “有一半的时间，我为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这么个举止得体的英国女士怎么会跟一桩罪恶的、凶残的杀人案连在一起呢？她在岛上的短短的时间里，我热情地尽可能地帮助她，协助她与西班牙当局周旋，总之，我尽到一位英国绅士的责任，在异国他乡帮助一位自己的同胞。然而，我想，她知道我怀疑她，并且不喜欢她。” “她在那儿住了多久？”马普尔小姐问。 “大约有两周吧，达兰特小姐就葬在了那儿。十天之后她才启程回国。这场灾难让她感到很难受，她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她本来打算在那儿过冬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她朋友的死真的让她很难过吗？”马普尔小姐问。 大夫有些犹豫。 “从表面上看是不太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地说。 “她有没有，比如说，长胖了些？”马普尔小姐问。 “真奇怪，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想起来了，我想你是对的，她……是的……她的体重是有所增加。” “太恐怖了，”珍妮·赫利尔说着，有些战栗，“这就像……就像是朋友的血养肥了她。” “然而，从另一方面，我可能有些冤枉她，”劳埃德大夫继续说，“在她离开之前，她说了几句话，这些话似乎与此案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可能是她良知的苏醒，尽管时间较长，但最终她承认了她犯的罪行。 “在她离开加那利岛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到她那儿去，非常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当然告诉说，那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此等等。这之后是一阵沉默，然后，她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她问，‘不通法律自行解决是合法的吗？’ “我告诉她说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法律毕竟是法律，任何人都只能遵守它。 “‘即便是在它无能为力的时候吗？’ “‘我不懂你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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