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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当然,”市长急忙回答,“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背后都有其社会及经济因素,老实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所担心的。纽约是一个大熔炉,天底下各种族、国家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汇聚在这里。每15个纽约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黑人,十个里面有三个是犹太人。纽约的意大利人比意大利西北部首府热那亚的意大利人还多,德国人比德国的布里曼市的人多,爱尔兰人口也多于都柏林市的人。我们有波兰人、希腊人、俄国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葡萄牙人、中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菲律宾人、波斯人——什么人都有。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城市的原因,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仿佛始终处于火山爆发边缘的原因。战后国际形势的紧张也无助于消弭这种情况,再加上最近发生的这几件勒杀案,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不理性的事情发生搅乱社会秩序。

  当然,我最后讲的那句话不记录。

  “先生们,最明智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谋杀案,哦,当做一般谋杀案来对待,不危言耸听。它们是有点悖离常情,处理起来也略为棘手,可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犯罪侦破机构,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随时都有可能破案。”

  “比阿特丽斯·维利金,”局长说,“是被怪猫勒死的。她是黑人,在这之前五个被害者都是白人,这点你们可以强调一下。”

  “局长,我们可能会以这样的角度来报道……”哈林区那家报纸的记者说,“怪猫坚信民主之下的公民平权”。

  接下来,是一阵记者争相发问的场面。市长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了新闻发布会,一点儿也没泄漏最新发生的这件命案给刚成立的怪猫缉捕小组造成多大的压力。

  他们坐在哈林区总派出所的小组办公室里,讨论比阿特丽斯·维利金一案的案情。在命案现场及中央公园一带所作的调查都没有什么结果。

  大石块后面的地本来就崎岖不平,再加上如果怪猫真在地上留下爪痕的话,尸体被发现后的混乱场面也一定把那些痕迹给抹掉了。警方在大石块附近的草地、泥土、小径进行地毯式搜索,结果也只找到两个发夹,经证实本来是别在被害人头上的。在死者指甲缝里刮出来的残余物,本以为可能是凝固后的血液或是带血的皮肤组织,经过实验室分析后,证明主要的成分是口红,是黑人女性流行擦的颜色,而且与死者唇上擦的颜色吻合。

  现场没有找到怪猫攻击死者头部的凶器,从伤痕也无法判断是属于哪类的武器,只能用最模棱两可的词来描述造成这些外伤的物件:“钝器”。

  警方在发现尸首之后数分钟内即撒下天罗地网,逮捕到的“猎物”,男女老少各种肤色都有,每个人几乎都是一个样儿的燥热不堪、激动、害怕、心虚;可是,没有一个人散发出一丝艾勒里正在嗅寻的那种味道。光是调查、过滤这些嫌疑犯就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喧嚣嘈杂的噪声中,警方只抓到两尾鱼儿,一尾白的,一尾黑的。白的是一个失业的爵士乐团鼓手,27岁,被发现时正躺在草地上吸大麻。至于那个黑的,则瘦骨嶙峋,身材矮小,平常在帮莱诺克斯大道上给一个毒枭跑腿,他是在兜售毒品时被捕的。警方对这两个嫌疑犯彻底地调查审讯,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黑的那尾,警探找到多名证人,证实那个黑人在命案发生前一小时内以及命案发生后这段时间都不在现场,警方如释重负地放了这个黑人,因为对“黑艾迪事件”大家都还心有余悸,因此放走这个黑人之后,每个人看起来神情都愉快了许多。至于那个白人鼓手,警方把他带到警察局进一步审讯。不过,正如奎恩警官所说的,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因为,如果他是怪猫的话,6月3日、6月22日、7月18日、8月9日、8月19日这几天他都应该在纽约才对;可是,这个鼓手却说他5月就离开纽约了,而且5天前才回来。

  他说那段时间他受雇于一艘环游世界的豪华巨轮,而且,他还描述了轮船上的情形,提到了船长、船上的乐团,甚至还能很详细地形容几名女性乘客。所以,他们只好从其他方向来着手,亦即把被害者放在天秤上衡量。结果,天平上的指针全都指向良善、正直等美德的刻度。

  比阿特丽斯·维利金是黑人社区里一位模范公民,是阿比西尼亚浸信会的教徒,在隶属于这个教会的许多社团里都相当活跃。她在哈林区出生、长大,毕业于霍华德大学,曾经在一个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主要是辅导哈林区内贫穷和品行不良的儿童。

  她曾经在《黑人教育期刊》上发表过几篇社会学论文,她的诗作也曾刊载在《种族》杂志上;此外,《阿姆斯特丹星球报》、《匹兹堡通讯报》以及亚特兰大的《每日世界报》也都曾偶尔刊登她撰写的文章。

  与比阿特丽斯·维利金交往的人士可以用白璧无瑕来形容,她的朋友不是黑人教育家、社会工作者,就是作家和专业人士。因为工作的关系,她的足迹遍及黑波西米亚和圣瑛山,三教九流的人物她都接触过,比方说,贩毒的、拉皮条的、地头蛇等。她也跟各族裔的人打过交道,包括波多黎各人、黑人穆斯林、法裔黑人、中国人、日本人等。不管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她都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为在他们之间,她扮演的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朋友或心灵疗伤者的角色。

  哈林区一带的警察也早就耳闻她是不良青少年的守护者。

  “她是一个斗士,”分局局长告诉奎恩警官,“可是她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疯子。哈林区里所有我认识的人,不分黑白,听到她,没有人不挑大拇指的。”

  1943年时她曾经跟一个叫劳伦斯·凯顿的年轻黑人医生订婚。凯顿医生后来应征入伍,之后,在意大利阵亡。显然,未婚夫的死使她从此关闭她的感情生活,以后再没有听说她跟其他男人交往过。

  探长把一个黑人刑警拉到一边去,那个刑警点点头,便走向被害者父亲,而艾勒里就坐在他旁边。

  “老爹,你想会是谁害了你的宝贝女儿?”

  老头子嘴里咕咕味浓的。

  “什么?”

  “他说,”艾勒里说,“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维利金,他的父亲以前是佐治亚州的黑奴。”

  “那,很好,老爹,不过重点是,她跟哪个男人在一起?是白人吗?”那个老头子整个身子都僵直起来,可以看得出他内心正激烈地挣扎着。最后,他像蛇一样扬起头来,然后愤恨地朝地上一阵。

  黑人刑警弯下腰来,擦掉老头子不偏不倚吐在他皮鞋上的痰。

  “我猜老爹糊涂了,他以为我侮辱了他,而且还连着两次。”

  “这问题很重要。”警官说,朝他们坐的地方移动。

  “还是我来比较好,探长,”黑人刑警说,“他正在气头上,不好惹。”他再一次对老头弯下腰来说,“好,老爹,100万个人里面也难得挑出一个像你女儿这么好的人,你现在一定是满肚子怒火,想揪出对她下这种毒手的人,对不对?”

  老头子又咕咕了几声。

  “中尉,我想,”艾勒里说,“他说的好像是什么上帝恩典之类的话。”

  “这种东西在哈林区是找不到的。”刑警说,“老爹,专心听我说,我们只想知道你女儿是不是认识什么白人?”

  老头子没有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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