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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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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尔小姐说，前一天下午，唐纳德·凯兹到艺术盟校等她下课，他们从五十七街步行走到第七大道，途中在“龙凤”餐馆吃了一顿炒麦当晚餐。 “我们为了付账起了一点儿争执。唐纳德老是持那种不成熟的观念，认为这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累了一天回来以后，她应该把他侍奉得舒舒服服之类的。我告诉他这次轮到我付账了，结果他大发脾气。最后，为了避免在公共场所难看，我让他付了账。” 之后，他们到五十二街上一家小小的俄国夜总会“雅尔”跳舞，就在“二十一与里昂”及“伊迪”两家餐馆正对面。 “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地方，而且常常去。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碰到里面的人，像玛丽亚、隆亚和蒂娜等，都是直呼名字。但是昨天晚上非常拥挤，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唐纳德喝了四杯伏特加酒，一点儿小菜都没动，所以一走出来吹到风，就觉得头有点晕。他还要去下一区，但是我说我没有心情，因此，我们就沿着第五大道往上城的方向走。到了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的时候，唐纳德说想去公园里走去，他觉得……很有兴致，他酒还没醒。但是那里面黑漆漆的，而且怪猫可能……” 讲到这里，娜汀·卡特尔精神崩溃了。等到她恢复后，她又继续叙述： “当时我极度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聊到怪猫，从来都不觉得那是切身的威胁，我非常确定；我们好像就是没办法认真地看待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指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唐纳德常说怪猫反犹太，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他还没有勒死过犹太人。然后他又会大笑，自相矛盾地说，也许怪猫就是犹太人。我们之间常讲这一类的笑话，虽然我从来不觉得这有多好笑，可是你不能对他讲的话生气，你没有办法，他……” 他们不得不提醒她不要离题。 “我们没有去公园。我们沿着中央公园南路走，沿着有房子的人行道走。一路上，唐纳德好像酒醒了一点儿。我们闲聊上个礼拜佩特鲁奇那个女孩子的命案、“怪猫暴动”和出城逃难的事。 我们两个都认为这很可笑，在有危机的时候，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先吓昏了头，反而是损失可能最多的年轻人保持头脑清醒……然后，走到哥伦布圆环的时候，我们又吵起来了。”——唐纳德想送她回家——“好几个月前，我们早就有约定了，如果非假日晚上约会，我自己回布鲁克林。我真的对他非常生气。他妈妈不愿意他太晚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和他这么频繁见面的唯一理由。为什么我没让他送我，为什么我不让他送我！” 娜汀·卡特尔又哭了起来，凯兹医生安慰她，叫她不要怪自己，他说如果唐纳德命中注定要遭怪猫谋害，谁也改变不了结局的。女孩子握住他的手。 她的故事还有一段没讲完。她拒绝让男孩子陪她回布鲁克林，还催他赶快搭计程车回家，是因为“他看起来不太舒服，而且我不喜欢他在那种情况下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我那样说让他更加生气，他甚至都不……跟我吻别。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是在走下地铁阶梯的时候。他站在上头和某个人讲话，我想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时差不多10点半。” 他们找到那名计程车司机。是，他记得那对年轻人吵架。 “那个女孩子下阶梯离去的时候，我打开门对那小伙子说：‘下次运气就会好一点儿啦，大情人。上来吧，我送你回家。’可是他火冒三丈。‘开车滚吧！’他对我说，‘我要走路回家。’然后，他就穿过圆环，转进中央公园西路，往上城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不太稳。” 唐纳德·凯兹曾试图步行回家。他从哥伦布圆环沿中央公园西路的西侧往上城走了大约一里路到七十七街——离他家才四个路口。显然，怪猫一路跟踪他，可能跟踪他们两个整整一晚上了。虽然在“雅尔”和“龙凤”两家店都没问出什么结果，而且计程车司机说唐纳德·凯兹离开的时候，他不记得曾看到什么举止可疑的人。无疑，怪猫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他可以扑杀的机会。 那个机会在七十七街上来到了。在唐纳德被发现的地点，即博物馆的台阶上，有一滩呕吐的秽物，唐纳德的外套上也有一些。显然他走过博物馆前时，酒后反胃的感觉涌上来，唐纳德就坐在黑暗的台阶上呕吐。 怪猫可能就是从一旁逼近，趁他坐着呕吐的时候从后面下手。 他曾经猛烈挣扎。 死亡的时间，据法医说，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 没有人听到尖叫或被掐住后呼喊的声音。 对尸体、衣物、勒脖子的绳索，还有命案现场都作了彻底检查，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老样子，”奎恩警官在拂晓的晨光中说，“怪猫没有留下一点儿线索。” 但是这次他有了。 致命的线索于30日早上，在凯兹家位于西八十一街的公寓里拐弯抹角地浮现了出来。 刑警正在讯问凯兹一家人，试图找出唐纳德·凯兹和前八件谋杀案受害者的关系。 在场的有死者的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姊夫费伯特·伊默森。凯兹太太是个纤细的棕眼女人，悲恸中仍不失迷人风采，她脸上的妆都被泪水洗掉了。伊默森太太是个丰满的年轻女子，不如她母亲有气质，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吸泣不止。艾勒里从伊默森太太的话中得知，她和她弟弟并不是很合得来。凯兹医生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就像三个半星期前在中央公园另一端的柴克·理查森一样。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从此传宗无人。唐纳德的姐夫，一个留着红胡子、已经开始谢顶的年轻人，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站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仿佛要避开人家的注意。他刚刮过胡子，刚毅的下巴在薄薄的滑石粉下微微出汗。 艾勒里对那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和回答并没有很留意。 这些天来，他日子过得特别累，前一晚尤其累人。这番询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十分确定，就像其他几次谋杀也找不出结果一样。案子的模式有几个细微的变化——受害人是犹太教徒而非基督徒，和上次案件距离7天，而非17天、11天或6天——但是就大处而言，并无不同：柞蚕丝制成的绳索、男性蓝色、女性橘红色、遇害人未婚（莱恩·欧莱利是令人困惑的唯一例外）、死者的姓名列在电话簿上——艾勒里在案发后马上就查过了、第九名受害者比第八名年轻、第八名比第七名年轻、第七名比…… “不，我很肯定他没有一个老相识是叫那个名字的，”凯兹太太正在说。奎恩警官仍然顽固地紧抓住霍华德·惠瑟克那个嫌疑犯不放，虽然心理医生们已经放弃他了，“当然了，除非这个叫惠瑟克的是唐纳德在训练营里碰到的。” “你是说大战期间？”探长问。 “是。” “你儿子参加过战争吗，凯兹太太？他年纪还太小吧！” “不，他是在18岁生日那天入伍的，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 警官一脸惊讶：“德国是在5月投降的，我想应该没错，那是1945年，日本在8月或9月投降。1945年的时候，唐纳德不是才17岁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儿子的年纪！” “波露，”一直待在角落里的凯兹医生动了动身体，“一定是那张驾驶执照的关系。” 奎恩父子两个都将身子稍微前倾。 “你儿子的驾驶执照上，凯兹医生，”奎恩警官说，“登记的生日是1928年3月10日。” “那是错的，奎恩警官，我儿子在申请驾驶执照时写错了出生的年份，一直懒得去更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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