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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那么你认为将军连哪些人床底下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一清二楚？”斯坦尼斯拉夫发火了。“你是想说‘我们在辛勤耕耘，你们却悠闲自在？’是不是这样？你别在我面前使性子。你想让我吃苦头，你这可是自作自受。你另外找张桌子坐下来，拿张纸去，起草一份由奥尔洛夫将军签署的命令。写一写为了协助聂斯捷伦科先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各分局什么人该干些什么事。” 　　“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过举个例子，随便说说而已……” 　　“可是我说得非常具体！”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任务必须完成。因此你坐下来起草命令，想一想各民警分局怎样才能给我们具体帮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中校代理典狱长职务，他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那个讨厌的人事干部，是他在两年前把一位威武的侦缉人员变成一名监狱的看守。他本来可以不同意到监狱来，昂着头退休。跟乌特金同龄的许多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前他碰见一个同事，那人是个少校，当时正从气派豪华、门面漆得铮亮的国际展览会委员会出来。这位退役军官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每月收入比管理局长还多。乌特金认识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可他却不在其列，因此只好当个监狱的看守。 　　其实乌特金的遭遇错在他一人。多年来他名义上是个侦缉人员，实际上却从来都不是。侦缉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这究竟是好是坏，依不同人的口味而定。侦查员认为需要干多少工作就干多少，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民警分局、一个区管理局或一个城市的范围不管怎么说都很大。假如一个侦查员说“我去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因为怎么说都行。因此，侦查员的工作量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他带回什么具体结果。然而还可以讲得更准确、更鄙俗一点：侦查员干得怎么样，取决于他第二天白天或晚上、也可能是早上写了什么。一些人爱写、会写，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做出好文章来；另一些人干活很卖力，却不愿意写，有些人则根本不写。 　　就连有经验的首长有时也难以搞清楚，他手下的侦查员是干得好还是写得好。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细节——聪明的好首长也需要擅长刀笔的人。写季度报告时往里面加些水分完全不是多余的。而埋头“耕耘”的侦查员写的报告里是找不到水分的。 　　报告中的水分不论是大尉、是上校还是将军都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数字。数字大说明工作干得好，数字小说明工作做得差。 　　然而数字实际上是怎样构成的，这里有个极大的秘密。 　　乌特金写报告十分内行，因此到了预定的期限就得到了中校军衔。然而时间一久，任何一个侦缉分队的人都了解谁是名副其实的密探，谁不过善于要笔杆子而已。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行家，这一点区民警局里尽人皆知。时间一到，服役年限已经届满，人事部门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专耍笔杆的中校往哪儿塞。有些侦查员服役期满调任别的工作时，即使是提升，人事部门也毫无异言。有些地方早就等着这些人去。一办完退役手续他们就去干同样的侦缉工作，只不过工资待遇完全不同。 　　至于乌特金中校，除了爱吵嘴的老婆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等他去，因此他只好同意当监狱看守。他那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不很年轻却长得不错的女人，名叫弗洛拉；她并不是专干这一行的，却也会抓住机会从男人身上捞点钱。她开着一间售货亭，等着丈夫回来。弗洛拉的丈夫正在乌特金当二把手的那个监狱里服两年刑期，他犯的是盗匪团伙罪，侦查工作拖了一年半，他只判了两年，因为侦缉人员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同案犯还是在一个不凑巧的时间出现在一个不该去的场合。总之，这人只消服刑六个月，因而没有送到劳改营去，人家跟他说，你就暂时呆在监狱吧，这里总是需要人手的。 　　乌特金就是在监狱门口碰上弗洛拉的，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热恋”。两个人在那女人的住处幽会，中校在家里则编造一些假话，说单位里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对丈夫除了工资以外早已毫无兴趣，他回晚了口里嘟囔些什么，那女人连听都不听。 　　奥加尔科夫上校“生病”，乌特金开始代理典狱长职务以后，他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他得真的呆在工作岗位上。工于心计的弗洛拉给他出主意：你就借口说制度更严了，得在办公室过夜。只过了几天，乌特金腰也不弯、背也不驼了，显得更年轻，烟也抽得更少。可是手头却开始拮据了。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钟左右来到弗洛拉这里，没想到在她家里见到一个男人。乌特金并不是胆心鬼，但却没有多大力气，因此他在狭小的前厅里停住了脚步。 　　“你干吗不打个电话？”他恶狠狠地低声问道，“这人是谁？” 　　弗洛拉并未感到难为情，她推了推他的背，大声说道：“亲爱的，人家是来找你的。这些话该我来问你。” 　　“弗洛拉，咱们可是约好的！”那男人从丰盛的宴席边站起来。“您好，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迎面跨出一步，胸有成竹地伸出手来。“您就叫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好了，我来找您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此我没有请您去我那儿。此时此地，咱们不用例行公事那一套。” 　　乌特金不由自主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他感觉到对方的地位比他高。客人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穿著名贵的西服。他的手皮肉细嫩，但却很有力。 　　“我可有言在先，私人谈话里不谈公事。”乌特金这句话脱口而出，因为他工作三十年间说过不止一次。 　　这话他毫不费力便可说到做到，因为他没有任何秘密，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行贿。 　　“说得对！”客人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请坐下，咱们喝一杯。” 　　“男人们，你们要谈自己的事，我得上邻居那儿去一趟。你们请随便吧！”弗洛拉挥了挥肥胖的手就走了。 　　乌特金过去当侦查员虽然很差劲，但他一下子就猜到这次会见是早有安排的，这场谈话躲不掉，因此他二话不说就在桌边坐下来，甚至解开了制服，点了点头，默默地把酒喝干。 　　“我就喜欢务实的人，”客人马上又各斟一杯。“既然该单刀直入，干吗又要绕弯子呢。” 　　乌特金喝完第二杯，把酒杯放到一边，说道：“您是谁——我不用问，我知道您不会告诉我。那么您要什么呢？是要给谁安排个好的囚室还是不经过检查转交一点东西？除了武器以外什么都成。”他往盘子里装了一点凉拌菜和一块咸鱼脊肉。 　　“您的想法太俗气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打算再斟一杯，但乌特金把自己的杯子拿开了。“这种小事我会来打扰您么？派我来的人，”他用叉子指了指天花板，“对这种鸡毛蒜皮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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